晚清70年中，很有些贵州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咸丰至光绪年间被赞为清政廉洁，毕生致力于报国爱民，死后入祀贤良祠，特准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的丁宝桢就是其中之一。
丁宝桢
大概缘于贵州地域文化的熏陶，贵州历史上的名人、名宦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勤政、爱民与执着。从东汉时尹珍的开创贵州教育，到两晋时保境为晋的谢恕，明洪武年间顾全大局的爱国女土司水西奢香与水东刘淑贞，再到清前期的骑龙周氏双杰，这些人无论在朝、在野大都极重视民生，关注地方稳定，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山地高原地域文化中的和谐、勤勉与坚韧。生活于晚清社会巨变时代的丁宝桢，便是这类值得世代铭记的历史人物。
1820年，清嘉庆皇帝在位25年后去世，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登基。也就在这一年，丁宝桢出生于大定府平远州（今织金县）。丁氏先祖丁福汉于乾隆初年经商到平远州牛场镇，见当地山青水秀、民风淳朴，遂定居下来。丁福汉虽经商却重文，尤为重视子女教育，其子丁公俊考中秀才，孙丁必荣37岁入仕，曾任四川酉阳州州判、昭化县知县。丁宝桢之父丁世棻，27岁成为优贡。在清朝，优贡是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每三年才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每省不过数名，足见出类之不易。丁世棻考选获优贡后，曾任镇远府训导10年，其间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颇获赞誉。
幼年时的丁宝桢深受家规祖训影响，好学勤勉，23岁中举人，之后十年一直在当地设馆教书，苦读深造。咸丰三年（1853）丁宝祯考取进士，入京改翰林院庶吉士，时年33岁。在丁氏家训中，有一条由其祖丁公俊以诗的形式定下的世规，内容主要为：世代忠良、精忠报国、廉洁奉公、尊老爱幼。从丁宝桢入仕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不仅没有违训之处，反使世代传承的家训得以发扬光大。
丁宝桢入翰林院不久，即获其母亡讯，随即遵朝廷规制，返家丁母忧。其时，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各省相继爆发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天下已经大乱。而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日趋腐败虚弱，已无力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于是，乾嘉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军事化的地方团练，成了支撑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
贵州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因发生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加上声势浩大、支数众多，历史上称为咸同各族农民大起义。咸丰四年（1854年），独山杨元保率布依族农民起义，揭开了咸同农民起义的序幕。同年8月，桐梓九坝人杨龙喜率众起事， 一度占领黔北、黔西北多县。丁忧在家的丁宝桢，在平远州遭到义军进攻时，效法各省办团练方式，“斥家财募壮士八百捍乡里，战始不利，继获大胜”。接着又率军向普定、定番（今惠水县）进军，协助巡抚蒋霨远防守省城，并解平越直隶州（今福泉市）围，收复平越、独山等城池。事后，清廷以军功授丁宝桢五品衔、赏戴篮翎、记名以知府用。
在丁宝桢的仕途中，镇压贵州咸同农民起义，以及后来配合李鸿章的淮军与捻军作战，的确有助于他本人在朝廷中地位的擢升。但对于他的这段经历，我们则不宜简单地以现代意识去分析评判。作为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以忠君爱国、心怀天下为已任的丁宝祯来说，尤其要看到他“斥家财募壮士”的初衷出于捍卫乡里。事实上，任山东按察使任时，郡王僧格林沁令其镇压宋景诗的起义军，丁宝桢就曾力主招抚，结果以“擅议招抚”罪名，被“部议降三级”。其后当上山东布政使，却又因僧格林沁战死于曹州，几乎被弹劾，幸得曾国藩力保获免。最后在与东捻军对抗中，因潍河失防，“捻（军）长驱渡河”，朝廷欲以守将王心安抵抗不力问罪，丁宝桢却为王心安极力抗辩，最终自己受到了革职留任处分。凡此种种，足可窥见丁宝桢对待农民起义的内心世界。
织金丁公祠
除去幼年阶段，丁宝桢的人生经历相当丰富。从中进士、入翰林到回乡丁母忧，募乡勇与咸同起义军作战，前后共7年；在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任上约两年；同治二年（1862年）正月获授山东按察使，“命募军随剿捻匪”，后任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在山东任上近15年；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擢四川总督，直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卒于任上，治蜀计10 年。
纵观丁宝桢的一生，其最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的，应该是为政清廉，勤政爱民。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意为即便那些自称“两袖清风”的达官，离任后至少也有万贯家财。但这句话在丁宝桢身上却完全对不上号。在他33年的宦海生涯中，不惟与“贪”字沾不上边，反而“克已奉公”，多次将俸禄用于公务，以至临终时落得一贫如洗。“贵州初起”时，丁宝桢即倾家财招募乡勇，以至事后竟无钱遣散所募之兵。《清史稿·列传》有这样一段丁宝桢当时与募兵的对话：“（丁宝祯）语众曰：‘与诸君共事久，今库馈绌，徒手归，奈何？’众泣曰：‘公毁家纾难，我等敢他求乎？’”语罢，众兵遂离去。
怠政、懒政一直是封建时代奸滑之徒的为官之道。对此，丁宝桢不仅深恶痛绝，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下属做出表率。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州县多淹，且阻塞运道。时任河道总督乔松年提请等待次年再兴工，丁宝桢则奏请自往督工。两个月时间里，他亲赴工地，指挥抢险，与役夫同甘共苦，终于克尽全功。清廷称赞其“勇于任事，督率有方”，下令交吏部“从优议叙”嘉奖。同治十二年（1873），黄河再次发生大决口，河水东趋，山东受害最深。刚告假回乡修墓返任的丁宝桢，见此情景再次挺身而出，军民同心，历时半年修筑堤坝250里，确保了周围数百里村庄不再遭受水患。丁宝桢的勤政由此可见一斑。
刚正不阿，政绩卓著是后人对丁宝祯宦海生涯的客观定位。
在丁宝桢的人生经历中，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并加以演义的，是他“前门接旨，后门问斩”宦官安德海一事。此事发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清史稿》中有仅140余字的简略记述。《贵州通志·宦绩志》丁宝桢传的记载为：“太监安德海私出山东，矫称采办御衣。宝桢闻奏，即饬属严拿，获之泰安，讯实具奏，得旨，就地正法，并随从太监人役等，斩绞如律。”此事大体情况应该如此，民间因丁宝桢竟然敢于诛杀深得慈禧太后宠幸的安德海，对其胆识与勇气极为钦佩，故演义出许多悬念迭生的故事情节，但这并无损于丁宝桢刚正不阿的形象。
丁宝桢的刚正还体现在其不媚上，遇事但遵原则而行。他初到山东时，郡王僧格林沁正为捻军攻打淄川愁烦，加上其本人向来倨傲，见司道官员一概不予设坐。偏偏丁宝桢投谒求见时，直接表示“坐则见，否则罢”。一时，左右皆大惊，僧格林沁却佩服他的要强，反而对他特别客气，以礼待之。丁宝桢不仅面对僧格林沁一副坦然，即便皇上以东路军统帅王心安抵抗捻军不力，下诏斩王时，他仍敢于据实上疏抗辩，待到朝廷宽宥王心安，改而问责李鸿章，他又“复屡疏相诋”。凡此种种，皆展现出其万事皆尊重实情，不唯上、不避嫌的胸怀。无怪乎同朝宰相阎敬铭在赠丁宝祯的墓志铭中，赞叹丁宝桢的为官“事之所系在国与民，则必行其志而后已”。
丁宝桢政绩卓著，虽曾经历过宦海沉浮，最终仍为清廷高度赏识，不仅历任封疆大吏，赐紫禁城骑马，死后还获赠太子太保、谥文诚公，准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他一生的政绩除勤政爱民、勇立军功外，主要集中展现在治理水患、图强办洋务、改革盐政与发展地方教育等方面。
《丁宝桢奏请创建山东省垣大王庙碑》
山东济南崇孝苑碑林里，有一块记载同治十年（1884）黄河在山东郓城决堤，丁宝桢带病治理黄河水患事迹的石碑。这块距今已有百年以上的石碑，既是当年丁宝桢在山东任上治理黄河水患的历史实录，也是山东人民对这位晚清官吏发自内心的铭记。当年，丁宝桢两度率众堵住黄河决口，完成了障东堤的修建。人们叹其“工惟其坚，用惟其省”，始终不忘他的德政。
在四川任上，丁宝桢同样将精力倾注于修治都江堰水利工程。57岁的他赴任署四川总督时，都江堰年久失修已近半个世纪，隐患极重。丁宝桢到任后，见都江堰灌区春灌无水，民众不断到官府告访，亲赴实地考察，并于光绪三年（1877）组织大修。他以自己山东治黄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将都江堰分水鱼嘴与人字堤全部改用条石修砌，条石之间用铁锭互闩。又砌石堤岸万余丈，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导水、泻水工程，疏浚河四十多万方，从根本上消除了都江堰年久失修的隐患，百姓欢声载道。不料完工当年，岷江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部分堤堰被冲毁。为此，丁宝桢曾遭到成都将军恒训的挑剔指摘，幸而朝廷认为“堤堰保卫民田，大利大害，关系甚重”，支持丁宝桢“不可忧谗畏讥，稍易初念”。稍后，丁宝桢获正式授四川总督职，让其继续勤政，慈禧太后并亲书“国之宝桢”四字以示勉励。
生活于中国近代大变革背景下的丁宝桢，深受当时近化思潮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封建思维，在其任上大胆致力于“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先后创办的上海、四川两个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年），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在济南北郊择地300亩，建山东机器局，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等强国武器；在四川总督任上，又驾轻就熟创办了四川机器局。这两个机器局的创办，不仅为强军卫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也成了山东、四川两省的近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丁宝桢大力发展地方教育与改革盐政。他这方面的举措，不仅对山东、四川等经济相对发达省区有益，更使毗邻四川“斗米斤盐”的贵州深受其惠。他不仅在山东建尚志书院，在传播儒学经典之外，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山东的第一个近代官书局——山东书局，本人还亲自参加了《十三经读本》的校勘。尚志堂版书籍在当时国内享有盛誉，今趵突泉公园仍有尚志堂建筑遗存。
名噪晚清社会的丁宝桢，是近代贵州知识分子群体崛起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以勤政爱民为第一要务，刚正廉洁，敢作敢当，取得了同时期官吏难望项背的政绩，直到临终还遗疏奏陈：“外洋和约，万不足恃，止可以安为攘，不宜重外轻内……勿以财用不足而近言利之臣，勿以时局多艰而行苟且之政，固结民心，即所以深固国脉。”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