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历史文化名人中，凌惕安先生是鲜被提及的一位。这位出生于1890年，卒于1950年的老贵阳人，很少出现在相关历史著述中。人们一般只知道他名钟枢，字惕安，号荀香室主，因以字行，多数场合都称呼为凌惕安，是一位藏书家。但他除了藏书，也有自己的著作。《柴翁书画集锦》《清代贵州名贤像传》《咸同贵州军事史》等便是其留给后世的文化遗产。其中的《咸同贵州军事史》，是研究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最系统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清代后期贵州史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咸丰、同治年间爆发的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因声势浩大、起义队伍众多、坚持时间长达10余年，历史上习惯于将之形容为“咸同风暴”。如果对其展开全面、客观的分析，不难发现这场席卷贵州高原的各族大起义，尽管没有摆脱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宿命”，最终在清政府联合各种势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其失败的原因却与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同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明显的不同。
过往关于咸同贵州各族大起义的研究，常将其列为各地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起义之一。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这种归类似乎并无不妥。但若深入贵州咸同各族大起义的具体实际，却有许多问题需要再行思考。首先是促成贵州各族起义大爆发的原因；其次是省境内各支起义军的斗争目标、战略战术；再就是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一些起义队伍虽曾与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却没有一支起义军奉“拜上帝教”为信仰，自称为太平军之一部。透过上述几方面的考察，不难发现贵州咸同起义的独特性，及其在晚清贵州社会中产生的不同寻常影响。
清代贵州社会矛盾的激化肇始于鸦片战争之前。凌惕安在《咸同贵州军事史·总论》的绪言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为求一己一姓之享乐，以天下自养，视国家为其私产，对于民众剥削之压迫之繁苛，惨酷而不之恤。民众既感受生活之不安与不能，（遂）心怀怨望。”他在第二章中指出：“乾隆六次南游，靡费不可纪级，无非出于苛捐厚敛。当时物力尚足支持，嘉（庆）道（光）庸庸，因仍不改，燎原之势已成”。这番话道出了清代中期之后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而这些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贵州乾隆、嘉庆年间长达12年的苗族、布依族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远离沿海的贵州依然深受战争影响。清政府将大量的战争赔款转嫁到人民身上。本就靠“协饷”养活驻军的贵州，不唯“协饷”断绝，反而每年要分摊20万两白银赔款。这些负担全部落在挣扎于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头上，犹如雪上加霜。随着洋纱、洋布、洋货大量输入，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瓦解，贫困至极的贵州农民，往往流离失所，生活陷入绝境。更为严重的是，随着鸦片的吸食与种植逐渐流毒全省，成为省境内的社会公害，而外国侵略者又大肆在贵州掠夺原材料与土特产，导致民众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许多村镇群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种种社会矛盾的交织与激化，势必将乾、嘉以后尚未完全熄灭的斗争余烬点燃，引发一场空前的起义风暴。
清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杨元保在独山率众起义，义军一度发展到数千人，曾聚众攻打独山县城。这场起义虽在清军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杨元保也壮烈牺牲，但却揭开了咸同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同年八月，由舒裁缝、杨龙喜领导的黔北农民起义爆发，义军不仅先后攻占九坝、桐梓、仁怀等地，还建立了“江汉政权”。这支义军在坚持斗争8个月后，被黔、川清军联合镇压下去。
以汉族为主体的号军，又称为教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传入贵州后组织起来的队伍，因成员以头巾为号，故被称为号军。号军是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声势最大的一支，按头巾颜色不同，又有红、白、黄、青等号军之别。红号军首领徐廷杰、梅继鼎1855年三月率众起义，活动区域主要在黔东北一带，曾先后占领铜仁等多座县城，一度攻入湘西，并联合苗族起义军共同作战。队伍几起几伏，一直坚持斗争到1864年。
何冠一领导的白号军1857年举事，长期转战于黔东、黔东南地区。这支队伍奉灯花教主刘义顺为首领，曾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以朱明月为秦王，之下设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等职官，刻印铸钱。白号军一度攻占多个府、县，曾与红、黄号军联合作战，声势最大时队伍发展到数十万，直到1868年才遭到失败。
荆竹园
黄号军同样奉刘义顺为教主，1858年于思南、黄平一带举事，主要转战于瓮安、黄平、施秉、余庆一线。这支队伍占领思南县乌江东岸的荆竹园后，将该处作为起义根据地。荆竹园根据地驻有义军万余人，建有营房2000余间，堡垒20余座。清军多次对荆竹园发起进攻，皆折戟而返。1868年，清军在席宝田率领下，凭借洋枪洋炮开路，对荆竹园大举进攻。义军将士英勇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起义遭到失败。另一支由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曾与太平军曾广依部及潘明杰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联合战斗，数次围攻省城贵阳。
青号军原活动于四川境内，1858年进入贵州习水桑木桠，之后两次攻打仁怀县城，杀死仁怀知县马钧，后在清军的分化瓦解下失败。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是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中，声势浩大、给清统治者打击最沉重的一支队伍。1855年4月，张秀眉在台拱厅掌梅里率领苗族劳苦大众起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一举攻占台拱厅城，短短1年多时间里，纵横七八百里，相继占领丹江、凯里、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镇远各县。起义军不仅建立起农民政权，以张秀眉为大元帅，还颁发印信，委任官吏。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一段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苛捐杂税的平静生活。1864年后，清政府调集湘、滇、桂、黔四省军队对起义军进行围攻。尽管义军英勇作战，曾取得黄飘大捷等辉煌胜利，但在众寡悬殊情况下，最后遭到失败。张秀眉、杨大六等起义将领被俘后惨遭敌人杀害。其他几支苗族起义军分别为：活跃于黔西北由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转战于黔西与黔西南一带由岩大五领导的义军；以贵定、贵阳一线为主要活动区，由潘明杰领导的起义军。这些苗族起义军都战斗了很长时间，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予重创。
回族起义军在张凌翔、马河图的率领下于1858年11月在盘县揭竿而起。参加起义的除回族外，还有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等各族群众。起义队伍与太平军及云南回族起义军相互配合，3年奋战中，先后攻克兴义、册亨、贞丰、安南、普安、盘县等10余座县城。其间曾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革命政权。
侗族起义军的领袖姜映芳系天柱县人，1855年5月领导侗族群众在天柱执营起义，以“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为口号，深受贫苦群众拥护。起义军曾建立了九龙山根据地，推姜映芳为“定平王”。经过几年奋战，先后占领天柱、锦屏、青溪、邛水广大地区，声势波及到湖南境内的侗族地区。1868年起义军战斗失利，姜映芳不幸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在咸同贵州各族起义中，布依族、水族起义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布依族起义初期以镇宁扁担山等地为主要活动区，以后逐渐扩大到安顺、永宁等地，先后有镇宁曾三浪、廖天源、叶桂林、吴白莲、伍里发、卢阿代、黄金印等领导的多支起义队伍。各支布依族起义军规模虽然都不甚大，却坚持斗争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水族起义军领袖为潘新简、吴邦吉，二人都系荔波九阡人。起义爆发后，当地汉族、布依族群众纷纷参加。起义军曾四次攻打荔波县城，并曾与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创立起义根据地，建立政权，1869年在清军镇压下失败。
咸同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犹如一场地动山摇的农民革命风暴。这场风暴持续时间长达18年，烽火遍及全省各地，起义队伍多达30余支，是贵州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更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我们需要给这场农民大起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咸同风暴”都是贵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也是深刻影响贵州历史进程的一场伟大农民革命。由于这场起义是境内各民族都参与的反清起义，爆发的时间又正值清政府穷于应对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加上声势浩大，席卷全省，因而产生了与历史上农民起义不同的社会效应。
咸同贵州各族农民革命风暴，不仅促使贵州社会结构发生深层次的分化，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地位，还导致一群以镇压起义起家、不同于传统官僚的新官吏出现，促成了大批城乡劳动者的分化，为贵州近代工场手工业与工业企业提供了可资雇佣的人力资源，为近代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贵州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咸同贵州各族大起义，为其后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固然，如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贵州咸同起义最终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我们在以新的视角讨论历史上农民战争时，却不能因为它的最终结局，而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非理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