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日本正式设立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焚烧番社，招抚番民，直接践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在台湾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准备借机占据台湾。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
牡丹社事件石碑，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沈葆桢（1820—1879），字振宗，号幼丹，祖籍浙江，后迁福州，林则徐的女婿。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顺天乡试考官，记名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九江知府、广信知府、广饶九南道、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在福建时，建设起了当时东亚最大的综合性海防事务机构。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抽调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队十三营到台湾布防，还招募广东兵勇2000多人随时待命。此外，从天津调运的新式洋炮和从福建调拨的数万公斤火药也先后抵台。在安平、旗后、澎湖等开口修建炮台，以应对日本随时可能来犯的海军。沈葆桢将军队集中驻扎在凤山、东港等地，对日军形成了包围之势。经过反复交涉，最终签订了《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50万两白银；而日军将其建造的道路、房舍等归还清政府。沈葆桢在台湾短短一年间，实施开禁、开府、开路、开矿等“四开”措施，在厦门、汕头等口岸广设招垦局，招徕移民到台湾参与开发，后人评价为“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连横评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沈葆桢夫妇
沈葆桢赴台时，台湾仅开发了被称作“前山”的西部平原，被称为“后山”的东部还是蛮荒之地。住在山里的原住民被称作“生番”，有的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沈葆桢从防止外国侵占领土的角度，认为“臣等经营后山者，为防患计，非为兴利计。为兴利，尽可缓图；为防患，必难中止。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后山一带，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要开发台湾东部山区，主要障碍在于山林险阻，交通不便。因此沈葆桢认为首先就要开山开路。“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沈葆桢抓紧时间全面推进开山抚番，分北、中、南三路分头施工：南路由海防同知袁闻析率领，后由总兵张其光负责，从凤山的赤山出发，向东翻山，经昆仑坳、诸也葛、大猫里、卑南，再往北到大庄，与北路相连，长240余里，沟通了凤山到卑南的陆路联系；中路归南澳镇总兵吴光亮主持，由浊水溪谷地的林圮埔经凤凰山麓、东埔社、八通关、大仑溪、雷风洞至璞石阁，与北路交汇，从中腰横穿台岛，沟通了彰化到东海岸的陆路联系，计长265里；北路以苏澳的五里亭为起点，循东海南下，经东澳、大南澳、新城、花莲港、璞石阁，至秀姑之鹊子埔，计长340余里。总长度在859里左右。沈葆桢在《至陆存斋观察》信中说：“防倭易而开山难，开山则南路难而北路尤难，愈进而需兵愈多。”北路从苏澳到奇莱，也是最艰巨的工程。先由台湾道夏献纶负责，工程开始不久，夏献纶另有任务，于是这一路的重任，就落在了贵州人罗大春的肩上。
罗大春
罗大春，原名罗大经，字景山，贵州省施秉县人。道光十三年（1833）出生于施秉县的施家冲（现城关镇南门村）。他17岁当兵，24岁被授予“冲勇巴图鲁”称号，27岁任参将，32岁任漳州总兵，41岁担任福建陆路提督、轮船统领、代理福建水师提督。当时其麾下拥有扬武、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飞云、超武、靖远等舰15艘，又从国外购得海东云、长胜、建威3舰，共有18艘兵船，编成舰队，布防闽、台海面，负责向台湾运送军队及军火，显示出了近代中国水师的实力。握有如此之重的军权和陆海军，罗大春成了东南海防前线的第一要员，可以说是福建的“三军司令”。沈葆桢赴台后，闽浙总督李鹤年发六百里公牍，令罗大春克期东渡。沈葆桢亦致函罗大春：“北路之苏澳为全台精华所聚，又民番杂处，久为彼族垂涎；非才堪独当一面如足下，正恐未易措手”。罗大春有些不情愿，而且认为作为军事主官，“泉厦半壁之安危，即余一身所关系”，“而台湾现经武而未用武，权衡事势缓急与臣责任轻重”，要求“请暂缓渡台，以便驾轻就熟，通筹全局，极力布置。苏澳之防，并请先行择人往守。”六月十三日，奉上谕：“其厦门一带防务，改派孙开华接办。着罗大春刻即驰赴台湾，会同沈葆桢、潘霨督率淡水等处防兵妥筹布置，以资得力。”因为拖延，罗大春挨了革职留任处分。
轮船统领罗大春纪德碑
罗大春到达台湾苏澳（今台湾宜兰县苏澳镇）后，会见台湾道夏献纶，“询以台北防务及开抚情形。”然后“同往巡视新辟山路”。夏献纶以“开山抚番”事及所部土勇九百二十人、料匠百五十八人移交给罗大春。这时北路工程修了“东澳路二十余里、筑碉楼一所”。罗大春正式接管工程，率兵勇筑路，规格为平路宽1丈，山蹊阔6尺，沿途筑碉堡，安营哨。
北路工程之艰难，沈葆桢在奏折中说得很清楚：“自苏澳起至花莲港之北止，计途二百里，中界得其黎。得其黎以北百四十里，山道崎岖，沙洲间之。大浊水、大小清水一带，峭壁插云，陡趾浸海，怒涛上击，眩目惊心；军行束马扪壁，蹜蹜而过，尤称险绝。得其黎以南六十里，则皆平地，背山面海。如悉垦种，无非良田；奈地旷人稀，新城汉民仅三十余户耳，外尽番社也。”以得其黎为界，前半段是自然条件恶劣，后半段则是人文环境危险。修路不仅需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提防少数民族部落的阻扰，可谓困难重重。在修路期间，有二千余名官兵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之下，受伤的官兵更是不计其数。关键是原住民不理解，他们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官军的修路行为，被认为是入侵了他们的地盘，于是阻扰甚至攻击修路的官兵，“叛服不常，时当防范”，“昼则伏莽狙杀，夜则燎于山巅；我进彼隐、我退彼现”。罗大春儿女亲家右营游击王开俊等三人就遭伏击殉职。而且日军此时尚未撤军，“日来益以盖兵房、掘濠沟、竖竹围为事”，还要时作戒备。
台湾原住民
罗大春考虑到“开路工程，杂用客兵，不如专用土著；计日给费，不如按丈定值”，他敢于重用负案在身的陈辉煌等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改革修路记酬办法，将按天记酬改为按所修路段长度记酬，“山路每丈予洋镪一圆，平地别议”。一路“斧之、斤之、阶之、级之、碉之、堡之，又从而以番说番，招抚之”，“军士缒幽凿险，宿瘴食雱”，修路进展十分顺利，四个多月就修通了苏澳至奇莱道路。罗大春又招商垦荒，仅宜兰地区就垦荒800甲，还捐资在苏澳地区兴办义学。在被太鲁阁族人称为“大鲁宛”的地方，“罗军门规恢地势，即其地建城垣、盖兵房，制度一新。于是商贾纷集，现已设市，诸货毕备；土人号为‘新城’”。在台湾，至今留有罗大春开路纪念碑、罗大春开辟道路里程碑、罗提督兴学碑等。罗大春则撰有《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记述了这段经历。
罗大春开路纪念碑
对罗大春的作为，沈葆桢予以充分肯定。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上奏：“查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到台以来，即赴北路调集各军，深入荒陬，由苏澳至歧莱，计开路二百余里，收抚番族，恩威咸宜。”请旨开复革职留任处分。但由于积劳成疾，自然条件又恶劣，罗大春患上疟痢，“病势转增，遂请开缺”。他推荐“精明稳练，奋发有为，堪胜其任”的福宁镇总兵宋桂芳来台代为经理一切。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
光绪元年（1875）七月初十日，又一个贵州人乘官轮“济安”号登陆台湾，此时北路工程“辟路已至奇莱岛，离绣姑峦只隔一溪耳”。这个贵州人就是宋桂芳，字魁五，平越(今福泉)人，其父宋芝浦为清将，死于南京浦口战事。宋桂芳恩准世袭云骑尉职。同治二年(1863)宋桂芳去江苏寻觅父尸，遂投効军营。因功历署福建省福宁、漳州等镇守。同治十二年（1873），补授福宁镇总兵，“在任两年，整肃营规，兵民爱戴”。二十九日，宋桂芳乘“琛航”船至苏澳。八月初一日，罗大春“卸统领台北事于宋魁五”。八、九月间，宋桂芳在台北时患感冒，经医治有所好转。十月初旬，宋桂芳虽然感到病还没有痊愈，还是尽力疾驰赴新城、莲花港、奇莱等处查勘工程，深入山区内部，处理“内山善后及垦荒诸务”，“迭受风湿岚瘴，气体难支”，病情越来越重。
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福建台湾总兵张其光、台湾道夏献纶会禀：宋桂芳“自到台后，驻扎苏澳，昼夜料简军事，因劳致疾。迨医治小愈，犹复力疾驰驱，深入内山危险之地，周历履勘，重为瘴疠所侵；积劳愈甚，遘疾益深，遂成不起”。皇上谕旨：“宋桂芳着交部照总兵军营立功后病故例，从优该叙；并准附祀王凯泰台湾府专祠，以彰劳勚”。福建巡抚王凯泰也是这年五月到台湾，在海防建设、经营台湾上，“用心之缜密、励行之清苦”，因瘴疠以致饮食不进，于十月病逝，所以将宋桂芳附祀王凯泰台湾专祠，两位都是为开发和治理台湾赍志而没，令人扼腕。
沈葆桢不仅有勇有谋地开展了驱日保台军事与外交斗争，而且开山抚番，打开了台湾通向近代化的新道路。李鸿章曾这样称赞：“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为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申报》曾这样报道沈葆桢：“此一役也，中国可谓思患预防者矣。”在沈葆桢立下的历史功勋中，不可忘了两个贵州人的贡献。
现在的苏花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