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从安龙县到册亨县，过了冗渡镇，快到县城时，要下一个又陡又长的坡，这个坡上有个册阳村，是册亨历史上的老县城。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县城要建在一个非常不利于发展的坡上呢。

册亨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雍正五年（1727），这一年也是黔西南行政区划初步定型的一年。因盘江地区各路土司的领地犬牙交错，纷争不断，甚至惊动了雍正皇帝。故时任云贵地区的最高长官鄂尔泰，推动改土归流，希望借此削弱土司力量，加强朝廷控制。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调整行政区划。总的大方针，是将红水河（当时含南盘江）的北面，划入贵州。首先调整广西泗城府江北的广大土地，新增为永丰州，州署设在长坝（今望谟平绕）。土司行政结构主要由甲和亭构成，甲就相当于乡，亭就类似村寨。当然，这些甲、亭有大有小，生产能力也有好有坏。同时，考虑到一些甲、亭距离长坝太远，不方便管理，便在册亨设置州同，即“册亨、龙渣（今册亨丫他镇）二甲，岜皓（今兴义南盘江镇和安龙万峰湖镇）半甲，剥弼（今册亨弼佑镇）上甲，设册亨州同分理。”州同全称州同知，从六品，是从五品知州的辅佐官员。

因此册亨实际算永丰州的“下属单位”。永丰州就是今天的贞丰县，两年后，因长坝位置太偏，治所移到珉球，即今贞丰县城。新增的贞丰州，当然也包括册亨州同，全部划归南笼管理。但南笼当时只是一个厅，所以又将厅提级为府，这个南笼府就是兴义府的前身，府署就在今天的安龙县。大致比喻，南笼府是正厅级，永丰州是副厅级，册亨州同为县级，隶属关系一目了然。

既然要在册亨设相当于县的州同，选址建城是为第一要务，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楼浩，即今天的者楼，册亨的县城。二是郎卧，布依语坡顶的意思。郎卧山脚有水塘，形似砧板，读音Heengl。山坡在布依语中也可读Xis，连起来为Xisheengl，发音与“册亨”两字相近，故名册亨。民国时期，有风水师发现此地为“阳地”，才改名册阳。选择楼浩的优势，是早在康熙年间，楼浩即属泗城府西隆州下辖的巡检司，前文我们说过，巡检司类似乡镇派出所，基础条件好，贸易相对发达的地方，才会设置。此外，楼浩的地势开阔，有河水流经，两岸土地也肥沃。而选择郎卧的优势，主要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防守。考虑到改土归流刚刚起步，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不安因素还有很多，最终首任册亨州同许锡昌（江苏南京人），决定在居高临下的郎卧选址建城。这就是册亨老县城为什么要修建在一个坡上的原因。

册亨城于雍正六年（1728）秋开始动工，由于资金压力，城垣只用夯土修建。乾隆十一年（1746），时任州同对城垣进行加固，城垣基础换成石头，城墙部分仍用夯土。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重新在原址建城，为一劳永逸，此次建城耗时三年，全部使用石头，建成后城垣周长约1670米。因东面山脊高耸，无出入之道路，故未开东门。仅开三门，南门“怀远”，西门“柔远”，北门“绥来”。同时，在城中的东、北、中三个相对较高的位置，各筑一碉堡，每堡可藏兵二十。所谓“怀远”，意思是这地方虽然偏僻，但清廷没有忘记，是时刻惦记着的。“柔远”的意思也差不多，出自《尚书·舜典》的“柔远能迩”，就是怀柔远方。同样，“绥来”的“绥”也是安抚的意思。三个城门名称总的基调一望而知，对于册亨地区的土司们，改土归流是清廷将军们挥舞的“大棒”，三个城门则算画的“大饼”。

有趣的是，大饼画了，但建城的钱则要土司们自己出。据咸丰《兴义府志》记载，乾隆年间，册亨州同管辖范围略有改变，为册亨（今册阳）、百弼（今弼佑镇）、龙渣、罗烦（今岩架镇）四甲和本州半甲，前四甲还说得过去，都在册亨周围，分别负责修建城墙的东、南、西、北段，本州半甲只有三个亭，远在今天兴义的南部乡镇，但也参与帮助百弼和罗烦各修建了10米的城墙。乾隆二十八年（1763），册亨城墙全部完成。时年，迎来册亨新任长官宋宾逢。宋州同字七峰，湖南长沙宁乡人。见只有南、西、北三门，而不见东门，感叹“受祥纳气可少哉”，便在东面城墙修建阁楼一座，以充东门，纳祥瑞之气。

黔西南州博物馆现藏册亨城“柔远”门额拓片，长81厘米，宽41.8厘米，款识“大清同治十三年五月毂旦；署理苗州事候补知县刘管立”。显然，这不是宋宾逢时代的“柔远”门。乾隆年间的这座册亨城，先后受到两次起义军的攻城破坏。第一次是嘉庆二年（1797），受南笼府布依族首领王囊仙（本名王阿崇）起义的影响，册亨布依族起义军首领王阿报也率部起义，造成册亨城毁坏严重。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1849），浙江会稽人陈浩和安徽桐城人张元泰前后两任知县，“劝谕绅民捐修”，均对册亨城进行了维修，但根据咸丰四年（1854）成书的《兴义府志》记载，修缮并未完成。第二次是受贵州咸同大起义的影响，回族首领刘三头、布依族首领岑启和联合率部起义破城，到同治十一年（1872）起义军失败，册亨城已经成为一片焦土废墟。同治十二年（1873），候补知县刘管上任，号召官绅捐款款物，民众出力，在原址重建册亨县城，次年建成。颇为难得，居然沿用了乾隆年间的城门名字。

“柔远”门额落款中的“理苗州”，源于道光十六年（1836）州同谢文耀任上，时册亨州同改称“册亨理苗州”，但级别并未改变，还是县级。前文我们说过，这个“苗”是泛指，指西南少数民族，对于册亨来说，主要是布依族。“理苗州”和“理苗厅”都是清政府专门为管理西南少数民族设立的特别行政机构，原因是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很好治理，设置这个行政机构，就是对民族地区的安抚和管理。贵州咸同大起义后，当局认为这个“苗”有歧视的意思，怕再次引发民族矛盾，故改为“册亨理民州”。这种做法也非册亨独有，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同样将“理苗”改为“理民”。

民国时期，册亨城已经改名为册阳，《册亨县城今昔谈》的作者袁仁华，还曾经担任过民国时期的册阳镇长。因位于陡坡，严重缺水，极不方便，多任县长均想搬迁，但始终未能事成。册亨县城从册阳搬迁到今天的者楼，则是1957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1958年开始动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