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1671），36岁的李良年，应36岁的贵州巡抚曹申吉之邀，开始了他短暂的两年贵州游幕生活。
李良年(1635-1690) ，字武曾，又字符曾，号秋锦。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著名诗人。与兄李绳远（字斯年）、弟李符（字分虎），皆有诗名，时称“三李”。又与朱彝尊齐名，并称“朱李”。朱彝尊在《征士李君良年行状》中说，李良年到京城，和朱彝尊同游西山，在寺院壁上题诗，传抄者络绎不绝。一时朝中文士都想结识李、朱两人，每次请客，客人都会询问请得有朱、李吗？合肥人龚鼎孳设宴，请了知名文士三十多人，李良年因为坠马而迟迟未到，蜡烛都烧完换过了，但大家还是要等李来后，才举杯开宴。
不过，文名虽盛，结交亦广，仍落落不遇。康熙七年（1668），李良年在京师请明代画家文徵明后裔文点为他作《武曾灌园图》，他说：“年非欲为名高者也，年母老矣，盖将归而求数亩之地发遂吾养焉。”我请人画此图不为名利，只是想回家浇菜园，奉母承欢而已。反映了李良年欲归隐的心志及背后的无奈抉择。图成之后，共有二十位名士为之题咏，朱彝尊填词《摸鱼子·题李武曾灌园图》：“护笆篱、几层茅屋，为园期占三亩。芦帘纸阁安排易，更要药垆茶臼。溪雨后。须记取、上番移竹春栽柳。扁舟记就。算夜韭辰瓜，白盐赤米，一饭尽糊口。高堂健，笑御潘舆永昼，好花随意簪首。疏泉帖石闲行处，种树僰童都有。怅别久。对图画、沉吟转觉难分手。客来寻否。判踏也门边，系船渚尾，唤我作邻叟。”
李良年在京城结识山东安丘人曹贞吉，成为挚友。曹贞吉与其弟曹申吉亦长于声律。曹申吉（1635—1680），字锡余，一字澹余，号逸庵，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康熙十年（1671），曹申吉由吏部右侍郎，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曹申吉便邀请李良年一同入黔。
李良年与曹申吉与其说是主幕关系，不如说是年龄相若的挚友、知己，他们诗酒唱和，互相排遣远在僻荒的孤寂之情。曹申吉在诗《春尽赠李武曾》中说得很明白：“我欲奏齐讴，子来续楚词。倡和谁复闻，一遣殊方悲。”在《和武曾见白发韵》中写道：“二载忝同游，晨夕商歌发。”曹申吉还将李良年诗集《秋锦山房集》雕版刊印，李良年对曹申吉深抱知遇之恩：“绵绵寸心，感知己之难”。
《秋锦山房集》
李良年在贵州所赋诗词，清峭淡远，被认为是得江山之助。如《游华严洞用少陵白水县崔少府高斋韵》“黔山不知名，曲折随所适。历险已云惯，畏此秋阳赫。”“俄然阴崖进，花雨洒淅沥。未知何鬼工，下凿千仞石。”对比描写了洞外洞内景色的切然不同，而引起的震撼。又如《重游飞云崖歌同分虎作》“石桥叉手眩苍翠，朝阳为我开晴岚。始知山灵绝解事，似逢好友心能谙。”“华阴仙掌古谁坼，飞来一片窃以覃。东西石势各狡狯，偃仰仿忽神灵含。”自然流露出面对瑰丽奇景诗人内心的激动。《贵阳山中杂兴》诗则陶醉于贵阳景色从而表现出隐逸自乐情怀：“有水复有山，岂云非佳胜。昨来桥上眠，临流俯涓靓。玉峡束江腰，红栏竹间映。山矾落不扫，一夜没樵径。忽破水禽栖，僧坊数声磬。”曹贞吉称赞李良年黔行诗：“君握毛锥同鬼斧，蚕丛洞辟生文章。一编贻我神清旷，绝胜木棉与蒟酱。”
李良年对贵州茶也产生了兴趣。他说：“蔎叶产荒坡，倾筐新可喜。”蔎即茶。“味可赝霍州，色或类普洱，羽经列思播，名亦挂人齿。”茶味可以比肩霍山茶，茶汤颜色类似普洱，陆羽《茶经》都列了思州、播州。汤色较深，不能说是“土黔茶亦黔，夫岂山灵使”，他认为是“夷中不习法，火攻败其理”，炒制有点过火的缘故。
他还从贵州劳动人民利用水力的筒车，联想到江浙老百姓的困苦，在《水车行》中写道：“黔人五月伐蛮竹，水车团团架江腹。百筒自转洪涛风，晴日禾苗尽沾足。岂无桔槔与辘轳，终藉人力相持扶。未如老农日饱睡，坐待粳稻收膏腴。吾乡水车制浑朴，胼胝仅足输官租。吾将揽笔绘此图，可惜江南水面平于铺。水车仅可施急水，倘欲移置徒区区。古来财赋称三吴，吁嗟民力何由苏。”
水车
李良年评价自己的诗词：“盖矜慎有馀，而排宕不足矣。出游万里，不废吟咏，要其所作，不过山川临眺、友朋赠答之语。盖田野之士所宜言止此。若夫有为而为，予则非其人也。”我写诗慎重严谨有余，豪气奔放不足。游历了这么多地方，肯定要赋诗，也不过是咏山吟水，人情应酬，都是些乡间夫子题咏的东西。假如要我为了什么去写，那我可不是这样的人。在清初的时代氛围中，矜持谨慎成为李氏三兄弟的共同规则。
朱彝尊时时念及远在贵州的李良年，在《金缕曲·寄李武曾在贵竹》词中写道：“秋锦堂前凋锦树，问灌园、何日归长水。倚闾望，几年矣。”顾炎武亦致书李良年，并寄新刻《日知录》样本请李良年校正。
曹申吉与李良年不同的是，他是肩负重任的封疆大吏。在康熙二年(1663)所撰《安丘曹氏族谱序》中，曹申吉告诫族人：“学而有用者，有司举之则仕，仕不期大官，毋欺君，毋怀利，毋伐功，毋挤僚辈，毋党上官而草视庶民”。在任命曹申吉为贵州巡抚时，康熙曾对曹申吉说：“前代王守仁是好督抚，尔宜以为法，尔往勉哉。”
曹申吉书扇
在入黔途中，曹申吉看到的是“頽壁隐居民，十里无一逢。荒郊风萧萧，暮多狐兔踪。”所以，在任职贵州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里，还是尽力有所作为。他认为贵州地瘠、物匮，人贫，治黔“不可以中原之律治也。而宽其禁令，所以怀柔远人”。于是发仓赈饥，清丈田亩，免除杂税，招抚苗民；奏请获准将龙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匀五卫，俱改为县，各设知县、典史。以安庄卫归并镇宁州，黄平所归并黄平州，新城所归并普安县，将军事管辖改为行政管理。又奏请获准将贵阳、安顺、平越、都匀、镇远、思南、铜仁等七府知府经管之地方钱粮，各归附郭之新贵、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仁、铜仁、七县知县管理，知府负责督促监察，各负其责。
曹申吉重视教化，捐资重建阳明书院，购书藏院，刊印房牍，举行月课，奖诱多方。重建王文成公祠，李良年诗《贵阳重建王文成公祠敬赋三首》有句：“前代有贤臣，殷勤天语属。即今庙貌新，战辟荆榛隩。”并注：“中丞陛辞日，上以文成为论。郡祠再建，中丞宝主之。”即是指康熙以王阳明为榜样勉励曹申吉事。曹申吉还支持创建黔灵山弘福寺，迎请赤松和尚担任弘福寺开山住持。贵州志乘阙失较久，以致“文献无征”，曹申吉组织潘驯、吴中蕃等纂修《贵州通志》。
黔灵山弘福寺
公务之余，也有闲适之趣，如曹申吉诗《插篱口号》“隔墙遥拂三眠柳，背砌低藏二尺松。山雨乍来穿石径，明朝应见碧苔封。”李良年和诗《插篱和中丞口号》“蛮府萧间此一时，风流付与后人知。东轩自写渊明句，小立墙阴看插篱。中丞尝写悠然见南山句，编其轩。”而内心不无孤寂失落之感，曹申吉《人日贵阳作》有句：“瘴疠崎岖地，艰危老大身。已甘沦井鬼，无复绘麒麟。”已经甘心沦落在分野属井鬼的贵阳了，哪里还会去想功成绘图麒麟阁。在写给兄贞吉的诗中说：“不怨道路长，但恐言归迟。何时缓乡梦，携手看鬓丝。”他奏请辞官乞归，在《三月三日》诗中写道“晴丝乱比残宵梦，倦鸟慵同久住人。此日上书乞归去，孤云纳纳转相亲。”
十二年（1673）春，康熙作出撤三藩的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李良年正逢母亲六十寿辰，便与兄绳远、弟符相约归家作寿，向曹申吉辞别，曹申吉有诗《送李武曾归长水》。六月，李符从云南到贵阳偕李良年同归，曹申吉又赋诗《重送武曾兼示令弟分虎》。不知道李良年兄弟是否对吴三桂可能作乱有所预感，可以肯定的是因作母寿恰恰逃过一劫。
李良年走后，曹申吉在重阳节作诗《九日有怀》倾诉思念之情；“篱菊香残忆别时，无边山影聚寒枝。故人寂寞阿戎远，九日题诗欲付谁？”此诗作后仅一个多月，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叛清，很快就拿下贵州全境。曹申吉羁留吴军中达七年之久。起初还幻想“风雨他年重会面，弟兄相对影斑斑。”逐渐转为绝望，在《不寐》诗中写道“几年心半死，一夕梦频惊”。其兄曹贞吉听闻后，又因“故乡有垂白之母”，“进退维谷，日夕惟以眼泪洗面”。李良年作诗《鹧鸪怨》三首，极尽悲情，表达对曹申吉的思念。在《寄曹实庵舍人》诗中，劝慰曹贞吉，并寄托对挚友曹申吉的感念：“飘零庾信江南赋，憔悴苏公岭外身。泪湿不缘怀古意，梦来先绕对床人。边花落后应逢雁，妖鸟啼时只暂春。马首传书曾一笑，陇梅池草是前尘。”
康熙十九年(1680)夏，据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说，曹申吉“蜡书赴阙，密陈机宜，为贼所觉，劫归遇害。”因机密泄露，被杀害于云南双塔寺，年仅四十五岁。曹申吉被害的消息传来后，曹贞吉悲痛不已：“遂成千古人琴痛，欲结来生兄弟难。”李良年得知后，写信给曹贞吉，说：“庭始之变，初闻涕下，再闻骇愕。天道至今同矣不可问矣！为文哀之，惨痛搁笔，仅留半柬，容续毕寄呈也。”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关于曹申吉的人生结局及评价，真可谓是两个极端，亦为历史疑案。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曹申吉“从逆、殉难，两难考实。”
云南昆明双塔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