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说党史丨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址

遵义会议期间秦邦宪（博古）住址位于遵义市老城杨柳街。这里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第七师副师长侯之珪（侯小白）的私宅，修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期，为木结构的前后两进、四榀三间、上下两层的走马转角楼。前进仿西式风格装修，颇具当年盛极一时的中西合璧建筑特点。后进为石灰粉墙、小青瓦、悬山顶，富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为541平方米。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省无锡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1931年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实际上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王明（陈绍禹）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经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被捕叛变）、李竹声（后叛变）等六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秦邦宪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批准。1933年初，秦邦宪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同时推选秦邦宪为总书记。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依靠、偏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秦邦宪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首先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性。至于撤离中央苏区，他列举了一系列客观原因，强调第五次反“围剿”与前几次反“围剿”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国民党军力量的强大。会上虽然他并不认为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最后表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只要是多数人的决定，我个人严格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总书记的职务，可以交给更适合的同志。”会议最后认为他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后不久，他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调任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秦邦宪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7年1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不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参加国共谈判。

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组织部长。

1941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延安整风后，秦邦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认真检查，他说：“五中全会以后，这条路线的恶果已经开始可以看出，白区工作，在冒险盲动的路线下，已全部损失了，红军苏区在五次‘围剿’中不断的遭受失败。这个时候在党内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反抗增加了，教条主义同志内部也发生分裂，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这时也开始觉得有错误，而反对这个不正确的路线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鉴于他能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秦邦宪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2月秦邦宪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宪法草案审议工作。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39岁。同机遇难的还有参加遵义会议的邓发，年仅40岁。

秦邦宪精通俄文，译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在这幢小楼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临街的东楼上。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这位参加长征的唯一西方人，因列席过遵义会议而蜚声全球。

1933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历经艰险从上海到达瑞金。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不懂军事，完全依靠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而李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一无所知，他们放弃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致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军事领导问题，李德成了众矢之的。与会同志列举大量战例，对他的错误指挥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无情揭露与尖锐批评。会议最后决定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对此，他口头上拒不承认错误，但对同志们所摆的事实和讲的道理，开始有所感悟。会议结束后，他要求到红一军团去，以便“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李德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让李德返回苏联。回苏联后，李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在华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共产国际也对其在中国期间的工作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有错误。

1954年，李德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事翻译工作。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故，终年74岁。

1999年，遵义市拨专款修复秦邦宪（博古）住址，同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据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复原陈列了秦邦宪、李德的住室，同时复原陈列的还有李德的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及警卫员黄英夫等人的住室。

秦邦宪住处的复原陈列展出，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也进一步完善了遵义会议纪念体系，有利于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遵义会议情况。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总结：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的事业，损害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又从反面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挫折、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 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

遵义会议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