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两位总编息烽第五日的旅程，从《七月十一日，由凤池寺至瞿昙寺》开始。“凤池对南山，一字排列整，日光印白云，千里平铺廻”，这是诗人杨恩元向东远眺之景。南山，即南望山，与西望山东西对峙，主峰南极顶海拔1749米，是息烽县境最高峰。只是诗人想不到，七年之后，“崇峰大箐，人迹罕至”的南望山，会因爱国将军杨虎城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于此，变得“甚嚣尘上”。凤池寺西面二里海拔1595米的凤凰岨，亦称天风岭。诗云“清晓出寺门，遂险天风岭。独立群峰中，此为最高顶”。此地名由来颇费周章，县长桂诗成原定名“翠微巅”，总编任可澄认为“翠微”乃半山之意，而此处为西望山最高峰，与“翠微”之意不合，因此提议于此建天风阁。杨恩元随即附和，此处可谓天风岭。因此今天“天风岭”三字石刻，系任可澄所题。有趣的是，根据今天的科学测绘，天风岭并非西望山最高峰，南面海拔1662米的团山岩，才是西望山最高峰。游览当天正值8月24日处暑，酷热已近尾声。诗人身处西望山“第二高峰”天风岭，凉风袭来，一身轻快，拓胸襟耿，“北顾穆家川，南眺金筑省。西瞻水西城，东望开阳境”，将“数百里纵横”，一览收尽。
任可澄题“天风岭”石刻
一路向南，众人向瞿昙寺进发，诗云：“冈势渐斜趋，茂树行相引。山坳建瞿昙，宏阔更彪炳。燹后粗修复，十得二三仅。崇阶间石栏，刻画工精审。”瞿昙是佛教人物。位于苦竹坪山坳中的瞿昙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由玉皇殿、上下殿、配殿、两厢等构成，与凤池寺一样，“彪炳宏阔”，在西望山属规模较大的寺院。不过，众人所见的瞿昙寺，已经破败不堪。因年久失修，其建筑毁损仅存“十之二三”，但廊侧的栏板浮雕，还是颇为精美。既然瞿昙寺如“山河皆泡影，一现对昙花”，众人便不久留，继续向华严寺进发。
瞿昙寺遗址
在同日《由瞿昙寺至华严寺》中，诗人描绘：“瞿昙渐上升，极目天阙高。僻径树中行，参错绿荫交。直抵石楼关，凌云气飘飘。豁然忽开朗，赤城霞建标。路转峰已断，中通一线遥。下视临绝壁，欲度心摇摇。连延越三险，此岭号薄刀。降至佛香坳，砂石红若烧。现出弥陀像，钟鼓带钹铙。”从瞿昙寺出发，一路向西南而行，途经寺庙南侧后山的石楼关，杨恩元注释，此名为桂诗成所起。但今之所见“石楼关”三字题刻，落款字迹模糊难辨，遂不知为同行者中何人所题。前行“越三险”，可见瘦削如仞的薄刀岭。其岭南侧，烟霞弥漫，“现出弥陀像”。这其中有个细节，桂诗成原定名“佛香湾”，任可澄则建议改为“佛香坳”。绕过“佛香坳”，众人便“一径趋华严，夕阳满山椒。仰视翠微巅，丛薄绕周遭”，直达华严寺。
“石楼关”题刻；图片来源：户外之马《雾游西望山》
华严寺建于明代，取意佛教经典《华严经》。今又取谐音，曰花莲寺。杨恩元在诗中并未费笔墨描述基本损毁无存的华严寺，而是“余兴犹未已，下庵暂游遨”。华严寺旁不远，有一乾隆年间修建的小寺，曰下庵。诗人余兴犹未，到此一游。“行到水穷处，纸工正习劳。细竹弥望是，采取手亲抄。万竿用不尽，斩去复萌苞。伟哉造化功，宏济真足豪。”走到流水尽头，杨恩元看见传统造纸作坊，纸工正在劳作。这种以嫩竹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竹纸，浸润保墨，纤维细腻，深受文人墨客喜爱。很明显，华之鸿家族在西望山建造的纸厂，销路应该不错，工人正在加紧生产。
大鹿窝风光（图片来源：鹿窝人民政府网）
旅程第六日，即《七月十二日，由华严寺至报恩寺》，诗云：“报恩亦名刹，占地偏向北。需出小菁口，取道较为直”。华严寺正北不远，即小菁口。再往北，道路偏僻难行，人烟稀少，因此诗中有“荆棘况四塞”，“荒草漫无际”，“来往人踪减”，“谷口仅一家”等语。众人沿溪水前行，景色逐渐开阔。诗云：“云树顿改观，郁郁葱蒨色。山势两面分，溪水中荡潏（yù，意为涌出）。一路引平田，直到陇窝侧。沙边留涨痕，清浅可徒涉。左转又登高，密林颇幽绝。日光午不到，苔藓滑欲跌。”诗中的陇窝，官方称大鹿窝，即今属乌江上游的鹿窝乡。众人午时到此，猜测最少下午才能抵达报恩寺。诗云“入寺访遗碑，嵩眉留兆宅，此行携语录，任君旧觅得”。报恩一词，出自佛学典籍《大方便佛报恩经》，取“上报四重恩”之意，即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和佛家三宝恩。杨恩元大意是，多亏此行总编任可澄携带旧藏《语嵩语录》（据说是孤本），边走便查阅，“录中曾偹列，名以眉目耳”，众人按照书中记载，始寻得“双麟有胜”，就是藏在双麟山腰的报恩寺。但猜想见到的是已经损毁之遗址，因此诗人感叹，“若无旧录证，谁某安能悉”。
报恩寺遗址石雕（图片来源：贵阳改哥）
当日行程紧凑，《由报恩寺至毗卢寺》诗云，“回驾经陇窝，分道趋右冈”，意天黑之前，众人即转返南行，重返大鹿窝，后分路右行。到达位于九龙岗的毗卢寺时，已经“暮色苍苍”。毗卢，即“毗卢遮那佛”略称。毗卢寺是西望山最早修建的寺庙，诗云：“明初开宝坊，远在凤池上”，就是说历史比凤池寺要早很多。此首诗中，杨恩元重点写了位于寺侧的“盟誓碑”，诗云“永乐留盟誓，大书分两行”。即此碑两行分刻“万古丛林”和“永乐伍年正月盟誓”。诗人猜测，可能与西南少数民族间的“蛮风重歃血，或与约三章”有关，“又疑建文逝，诸臣皆从亡，至今牂牁境，往往留余芳”，即又可能与明初建文帝朱允炆隐避贵州有关。当时一众名流，均参与此碑考据，但至今尚无定论。因此诗云：“誓词既无考，猜想空彷徨”。
毗卢寺侧盟誓碑（图片来源：贵阳改哥）
第七日旅程较短，即《七月十三日，由毗卢寺至九庄》。诗云：“连日戒征骖，悉揽山中胜，毗卢更向西，山势已终尽”。从毗卢寺向西，山势渐终，众人“出谷试回首，白云封来径”，回首西望山，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继续前行，“顿觉眼界宽，平畴碧成阵”，一片田园风光。“缓步到九庄，千家聚一镇”，九庄为息烽第七区公署所在地，当时算一个大区，帮会盛行，庙宇众多。随行者王佐（字天梯），即九庄当地人。尽管年余前息烽就设局筹纂县志，由王佐总揽其事，但当时《息烽县志》编撰还未启动，其主职为县府建设局长，遂西望山名人石刻，大多由王佐监刻。杨恩元诗中，描绘了众人到王佐九庄新居做客场景，诗云：“同行王长君，遮留意何盛。新居界粉墙，书斋明且净。饶有会垣风，佳酿陈五酝。”当晚众人开怀畅饮，夜宿九庄，诗的最后两句“今宵对月明，细把桑麻问”，则是诗人观山之余，顺便体察民情，倾听民声。
息烽九庄全景（图片来源：息烽政府网）
旅程最后一天，即《七月十四日，由九庄回息烽》，诗云：“已倦西山游，更取别路回，平行不涉险，归途真快哉”。尽管归途未走回头路，但沿途风光依然不断。“五老居上头，云气迷蓬莱”，杨恩元自释，归途中行至西望山南麓莲花山脚下，可以看见西望山顶的巨石颇像五老峰，此景今曰“五老插笏隐丛林”。继续向东而行，“路趋底寨合，复占七日来”。行至底寨，即以来路会合。不过，杨恩元的旅途“七日”，是从息烽出发始算。如果从贵阳算起，则应该是第八日。“入城已夕曛，浩浩云梦怀”，尽管“归途快哉”，但众人入城息烽时，也已经日落黄昏。
诗人总结此行，曰“兹山少名著，亟待博鸿才”，意思是西望山景色虽好，但名气远不够响亮，还需不断聘请名儒大师推广宣传。最后，作为志书编纂，杨恩元对此次“观山之旅”，留下“他日纂新志，或可备取裁”的悬念。这个悬念在1940年王佐、顾枞主纂完成的《息烽县志》中得以实现，这组《西望山纪游》五言古风，被全文录用。今天，我们“按诗索骥”，当年两位总编的息烽之旅，仍不失为一条经典的“山地旅游路线”。
息烽《西望山纪游》路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