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农业科技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孟平红认为，不管是过去的脱贫攻坚还是现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最重要的都是产业振兴，而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进步，其核心就是通过农业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

孟平红举例说：“我们在罗甸县试验示范‘辣椒套种春大白菜→水稻→秋冬果菜’一年3季4熟高效模式，农民在第一季辣椒传统的单作基础上，净增收一季套种的春大白菜约5000元，全年亩产值达3万元左右。这些蔬菜‘321’高效种植模式被作为贵州蔬菜产业扶贫主推技术向全省推广，示范推广了242万亩次，总产值341亿元，新增纯收益约33亿元，惠及农民约87万人次，其中带动贫困人口约79580人增收，培训农民7.9万人次。我们的农科专家、成果、课堂深入田间地头，解决一系列生产技术难题，通过从农村基层和科技一线发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在乡村振兴纵深开展的今天，人力、科技等生产要素向乡村转移已经成为常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副所长罗丞认为，这种转移至少给乡村建设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先进技术的采用大幅度的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第二是导致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企业到农村，会带来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比如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目前都是发展的趋势。第三是因为数字乡村的采用，使得农村居民的参与感更强，同时通过互联网+这样的治理手段，也让乡村治理水平更加贴地气，从而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精度和准确度。”罗丞说。

乡村振兴的背后必须有科技支撑，然而贵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着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科技创新驱动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短等制约问题。对于如何完善改进，孟平红提出了建议：“我们应以高质量发展统揽，以绿色为底色，以市场化为导向，突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构建种子种苗、生态化技术、商品化处理、市场流通、加工‘五大体系’；培育农技推广、科研、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产业农民‘五支队伍’；着力在结构优化上作调整，在种子种苗上破难题，在生态栽培上求突破，在采后处理上下功夫，在质量效益上求提升，在精深加工上谋新篇，注重突出特色，统筹推进，科技引领，绿色发展，市场导向，主体带动，改革创新，三产融合。”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油菜研究协会会长沈昌健认为，首先要解决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问题，其次是要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不足问题，再次是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联动机制不健全问题。

“目前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推广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推广体系，但运行过程中存在沟通不畅、机制不灵活等弊端，如在科技项目立项、研究、成果转化等环节。农业科研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科技部门等相关单位信息交流共享渠道不畅，未形成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有效工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这些问题都需要改进。”沈昌健说。

贵州、湖南、陕西三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有何独特经验？未来发展有哪些协作点可以共同发力？三位嘉宾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贵州省蔬菜产业的产值占12个特色优势产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蔬菜产业成为贵州覆盖面最广、带动能力最强、带动增收最明显的农业产业。‘十三五’收官时，贵州蔬菜种植面积上升到全国第四，产量全国第十，产值全国第七，贵州蔬菜产业进入了全国第一梯队，成为全国南方重要的夏秋蔬菜生产大省，走出了一条符合省情实际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新路。”孟平红表示，蔬菜产业是贵州的发力点。

沈昌健认为，湖南和贵州是相邻省份，气候和自然条件大部分相似，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共通之处是都通过走产业发展之路达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他说：“湖南自古就有‘洞庭鱼米之乡’美誉。贵州则是‘生态之州、文化之州、歌舞之州、美酒之州’。两省在发展生态农业、红色旅游、特色美食、民俗文化等方面可以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罗丞表示，要加强农业专业化、农业社会化的规模，通过服务规模来弥补经营规模的不足。他说：“目前在陕西，这种社会性的服务企业、农业的社会服务组织更多集中在产中的阶段，产前和产后比较少，就会导致没有达到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我想，这点是贵州的同行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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