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乾隆皇帝酷爱作诗，仅仅是其位居帝王的60年期间，就编有一部《御制诗集》，收录四万多首，从数量来说，可谓冠绝古今。其中一首五言律诗《咏周素盉》曰：“祖辛贻质制，伯矩作嘉宾。流鋬都完好，方圆总朴淳。当年调五味，式古缅先民。麟趾关雎意，于斯可问津。”意思是在清宫所藏古物中，有两件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件是商代帝王祖辛的盉，一件是西周贵族伯矩的盉。两器造型相似，上为圆口，下有四足，故曰方圆朴淳。前面的流（用于浇注的口，类似壶口）和后面的鋬（用手握持的部分）也非常完整。两器作为古代调味之用，样式古老又高贵，交相辉映，宛如凤凰于飞，值得好好探讨品鉴。乾隆皇帝笔下称为“盉”的这种青铜器，关于其读音，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有诗云：“更有一器特精好，是名曰盉读如和。从禾得声非后起，我于音学无偏颇。”也就是说，“盉”与其他晦涩难辨的青铜器不同，完全可以“秀才识字读半边”，其读音就是hé。禾指五谷，皿指容器，二者组合为“盉”，即把五谷杂粮所酿之酒，放进容器进行调和。因此许慎《说文解字》曰：“乐调谓之龢（和），味调谓之盉”，大概想表达的意思，无论是音乐还是酒水，都要讲究和谐并恰到好处。故“盉”也通“和”。

青铜盉自铭有“蓥”与“盉”

主流的说法，青铜盉的造型，最早可追溯到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换句话说，这东西早在夏王朝便出现了。商周时期就基本定型。通常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管状长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鋬之间一般有链条相连接，非常像今天一把带嘴的茶壶。青铜盉有器物自铭的情况，除了自铭为“盉”，很多商周时期的盉形器也自铭为“蓥（yíng）”，因此假如自铭“蓥”的情况下，这种器物也通常被命名为“蓥”。比较出名的一件，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军官哈里埃文斯将一件西周时期的“虎鎣”（因流管和器盖饰虎得名）劫掠回国，直到2018年才被境外买家以41万英镑的高价拍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回到祖国的怀抱。

虎鎣 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

青铜盉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流，二是鋬，三是足。关于流，1962年，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一文中，对西周晚期“伯庸父盉”有这样的描述，通高23.3厘米，管流则长达16.2厘米，“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按今天的话，就是类似贵州彝族地区流行的用竹竿插入酒缸喝咂酒，非常形象。关于鋬，发展到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鋬部逐渐失去实用功能，变为装饰功能，取而代之是在盉的器顶铸造提梁。也就是说，古人从最初握鋬进行浇注，逐渐变为用手提起提梁进行浇注，提梁取代了鋬的实用功能。因用力位置发生变化（从盉的后部变为上部），导致“流”也发生变化，从长直形逐渐变为短曲形。有学者实验，长直流更适合低位向高位浇注，表示谦卑和尊重。而短曲形则更适合高位向低位浇注或平行浇注。这反映礼制被逐渐破坏，群雄并起的战国时期，明显更加随性和随意。关于足，按乾隆《咏周素盉》中“方”的描述，是四足。但今天见到的多是三足。一种是连裆袋足，上大下小，有点像我们说的灯笼裤。另一种则为器身与足分别铸造，足部完全分开且较细。前者有向后者过渡的趋势，但不明显。

伯庸父盉 图片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吴王夫差盉（提梁盉） 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

相较中原地区，贵州出土的青铜盉时间较晚，以1978年赫章可乐177号和8号墓出土的两件具有代表性。两墓均是西汉晚期甲类（中原汉式）墓葬，可见，贵州出土的这类器型确系受中原汉文化影响。两器均为圆口，圜底，深圆腹，三蹄足，蛇首形曲流。有盖，盖顶饰桥钮，钮上系环。177号墓出土的高14.7厘米，腹径17.4厘米，器身铸折曲手柄，长8.2厘米。8号墓出土的高15厘米，腹径16.2厘米，口径8.5厘米，手柄有一微折，长6.9厘米。其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盉最大的区别，即是手柄取代了提梁，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汉青铜盉 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

西汉青铜盉 赫章可乐177号墓出土

关于早期青铜盉的用途，中国近代学术开拓者王国维先生《说盉》一文，有如下描述，“余谓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又曰：“其有喙（流）者，所以注酒于爵也”，意思是古代酿造的酒，有浓淡之分，青铜盉就经常盛装比较清淡的酒（玄酒）。按今天的话，就是低度酒。达官贵人宴饮或祭祀时，假如客人觉得爵（饮酒器）中的酒太浓厚，酒精度过高，即可以注入盉中的玄酒，以调和酒的浓淡。赫章可乐出土的两件青铜盉，没有鋬，也没有提梁，而是在侧面增加用于握持的手柄。柄部中空，目的是可以加装木柄，而加装木柄的原因，显然是为了隔热，不至于烫手。这样看来，赫章可乐墓葬出土的青铜盉，不仅可以像早期青铜盉一样，通过浇注调和酒水浓淡，恐怕更主要的功能，是用于加热温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