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这位诗仙，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然而，他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因永王李璘谋逆案受牵连，被流放到夜郎，便是其62年人生中一段最不幸的经历。
造就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发展经济，提倡文教，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顶峰。但这位被颂为“英武有才略”的皇帝，到了后期却有些晚节不保。不但满足于已取得的政绩，沉溺于享乐之中，还排挤压制正直官员，任用小人掌权，弄得政治十分黑暗，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
动乱对老百姓是坏事，却为野心家们提供了图谋一逞的机会。
天宝十五年(756年)，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的太子李亨于灵武城即帝位，是为唐肃宗。李亨的弟弟永王李璘，奉唐玄宗之命领四道节度使出镇江陵，李璘不服兄长李亨即帝位，决定在江陵起兵，割据江南进行对抗。
李璘率部途经浔阳时，得知李白正在庐山隐居，决定将这位誉满天下的名士罗致旗下，以壮声威，于是以平定安史之乱、复兴大业的名义，力邀李白参加他的幕府。满以为自己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李白，慨然接受了李璘的聘请，下庐山入永王军为幕僚，没料到这次应聘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李璘兵败被杀后，李白先是亡走彭泽，后被捕下在浔阳监狱。其间虽有郭子仪等为之奔走营救，“表荐其才可用”，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罪，被“按律”处予“长流夜郎”。这段经历大概是这位诗人毕生最大的一场坎坷。
名人所到之处总会留下许多遗迹和故事，为当地带来价值不菲的名人效应，加上李白又是一位空前绝后，集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于一身的盛唐“诗仙”，醉心于夜郎文化开发的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件极具炒作价值的史事。但某些以夜郎故地自居的地区，虽有炒作“李白长流夜郎”之心，却苦于没有与李白相关的文化遗存，勉强凑合一些传说故事之类的东西，很难令人信服。
如同夜郎的扑朔迷离一样，李白长流夜郎这件事也有许多无法解开的悬疑。迄今人们还说不准处分李白的诏书是何时下达的？李白什么时候起程前往夜郎？他所行走的是哪条路线？“遇赦”时身在何处？流放地是哪一个夜郎？在那里居住了多久、情况如何？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宋朝就已开始，讨论了几百年也未能达成共识，至今仍不时有文章见诸报刊。
李白以诗人之心，不能洞察李氏兄弟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居心，终致酿成长流夜郎的悲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自已的诗作中就有很多谈到流放夜郎的事，好友杜甫及同时代人也有不少诗文相应合。李白自己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中叹息“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苦恼；在《赠刘都使》中抒发“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的凄凉；在《赠易秀才》中描述“蹉跎君自惜，窜逐我依谁？地远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的行程悲苦。但这几首诗作，都不能作为李白的确到达了夜郎的明证。
草书《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的另外两首诗说得要具体一些。其中《江上赠窦长史》一诗中有“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这两句诗中的“三年”，应该包括李白从开始被流放，到遇赦而归的时间。在《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中，李白也提到了“三年”这个时间概念。其诗云:“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这样看来，从被定罪到流放而还，李白实实在在经历了三年的磨难。结合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的“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等句，李白应该到了流放地夜郎，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服刑期。
认为李白虽被处长流夜郎，但中途遇赦得返，并未到过夜郎的观点，最早见于北宋人曾巩所写的《李白集三十卷序》。曾巩根据李白的诗、书、自叙分析李白遭流放后，“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并未到达夜郎。这个观点被后世很多人沿用，几乎成为定案。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在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一面的同时，也判定李白“巫峡遇赦，东下江陵，在江夏、潇湘等地还流连了一年多”。这种说法，离谱就有些远了。
主张李白“未至夜郎”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李白本人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一诗。这个“半道”成了后人心目中的“半路”，再演变就成了“巫山”、“白帝城”一类的具体地点。按这样来理解和推断，李白自然就没有到达夜郎了。
在李白“未至夜郎说”一统天下数世纪之后，清人程恩泽、黎庶昌、张澍等提出“确至”说。黎庶昌解释李白诗“半道承恩放还”时指出：“半道犹言中间也，盖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但这有助于拓宽视野的见解，并未受到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有人打破沉寂，发表赞同“确至说”的文章。
单纯依靠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很难将李白长流夜郎这件史事考证清楚。因为就连《新唐书》也会出现“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浔阳，坐事下狱”这种将前后事情颠倒混淆的情况。因此，对李白长流夜郎问题的研究，除借助历史文献记载外，还需联系前后相关事情和他本人的诗作进行分析，尤其要多关注历史文化遗存提供的信息，才有可能做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读。
要确定李白是否真的到达了夜郎，首先必须把这样几个问题搞清楚：一是李白流放的路线和流放途中所花费的时间；二是看看李白本人诗作透露的信息，他究竟到了夜郎没有；第三，像李白这样的名人，所至之处不可能完全没有留下历史遗迹，这样的历史遗迹有没有？这些遗迹在哪里？是否充分？破解这些疑团，既需要历史文献的佐证，更需要通过纵贯古今的考察与调研。单纯依靠文字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一些学者认为，李白获判决通知的时间应在乾元元年三月，五月上道服刑，十一月到达夜郎贬所，途中走了6个月，于第二年五六月间遇赦获释。根据这种分析，李白诗作中的许多句子，都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乾元元年(758年)，唐政府将黔中郡恢复设为黔中都督府，将原夜郎郡恢复设为夜郎州，李白被判长流夜郎的时间正是在这一年。主张“确至说”的学者分析认为，李白不仅到了夜郎，而且在夜郎老老实实地遵从唐王朝的律令服刑认罚，当了一段时间的罪囚。而他服刑的处所，正是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设置的夜郎县，乾元元年恢复设置的夜郎州，即今贵州桐梓县一带。
李白自浔阳出发前往夜郎，行至江夏，与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在汉口又与诸友饯别流连，之后向西南，过洞庭，溯沅水而上，由今湖南境进入播州、珍州，抵达目的地夜郎。按照这条路线，李白当然不可能走到巫山时遇赦而回。
李白的诗作中有许多关于流放夜郎的吟唱，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往往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去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自然相悖。例如，《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诗中的“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一句，被认定为走到一半路程。这种直读式的解释，未免失之于狭隘。在诗人的“长流”生涯中，服了数月刑遇赦免，这种中途获得自由的感觉，用诗的语言“半道”来表达，是包含着很多复杂心境信息的。再说，如果李白只是走到半路，没有饱尝夜郎流放之苦，又怎会在诗中发出“旷如鸟出笼”的感叹来呢?
又如《自汉阳病归寄王明府》诗中的“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常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句，一个“去岁”，一个“今年”，无论法律对李白的约束如何宽松，都不可能让一个罪囚逍逍遥遥地在发配途中漫游一年多。而“夜郎道”是不可能用来指江汉或巴蜀地区道路的。对夜郎地区山岭之崎岖，道路之难行，李白有着切身体会，才写得出“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这样的诗句来。
唐代的夜郎虽是偏僻苦塞之地，是李白接受惩罚和磨难的场所，但这位诗仙却将自己的诗情，洒向脚下这片囚困自己的土地，为自己也为当地留下了众多的眷念。
李白流放夜郎时期的诗歌多达30余首，其中的一些诗，充满了对夜郎流放生活的回忆，散发出浓浓的夜郎情结。如《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三载夜郎还，于兹练金骨。”《南流夜郎寄内》：“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此类作品，在桐梓等地已至大众耳熟能详的程度。
今贵州桐梓县境内，横跨松坎河有太白桥，位于石板溪古桥不远处有太白泉，新站镇及附近更有太白听莺处、太白故宅、大白望月台、太白寺等众多与李白有关的名胜古迹。这些与李白流放夜郎有关的文化遗存，虽然有一部分属于后世为纪念这位诗人所修建，但李白如果根本未曾到过夜郎，没有在这一带停留过，历代的官员和文人墨客，大概也不大可能作此无聊之举。
李白长流夜郎问题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但与这位诗仙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却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这是需要予以高度关注的。我们自然不能坐等学术争论得出某种结论后，再去考虑这一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更不能听任一些与此不着边际的地区，像抢注商标一样捷足先登。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