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风范长存人世间—

随着历史的徐徐展开，贵州这幅画卷呈现出过往底色的积淀。从1919年至1949年，那些在那个年代朝着思想的光芒、追着理想的脚步前行的贵州人，那些在那个年代以至今天依然是先知先觉的智者对贵州的关心，与贵州人交往的故事，无疑是贵州画卷上厚重的底色。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现代名人与贵州》一书中的篇目，讲述那样的一些故人，讲述那样的一些旧事，追寻过往，励志当下。

风范长存人世间
——竺可桢在遵义浙大

竺可桢先生是现代著名科学家，我国地理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由沿海搬迁到贵州遵义，在这段时间里，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把主要精力放在浙大的建设和管理方面，使战乱中的浙大教学秩序井然，为祖国输送了大批有用人才。竺可桢在这段生活中为人们留下了教育者的风范，许多感人的事迹至今仍萦绕于受教育者心中。

一、“三顾茅庐”起用贤才

一九四零年七月，浙大学生联合起来，驱逐了国民党政府安插在浙大的鹰犬——反动训导长姜琦。浙大一时无训导长。为了尽快避免国民党政府按惯例重新派员居此要职，竺可桢决定启用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费巩教授出任此职（费巩后来在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英勇斗争中惨遭杀害，中国共产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他的这个决定是十分大胆的，因为一个无党派的民主教授来担任浙大训导长，确是史无前例的。竺可桢下定决心后，多次找费巩谈心，每次总要谈到深夜。他希望不愿为“官”的费巩从大局考虑，从师生们的需要考虑。竺可桢的精神，感动了浙大师生，一时校园内盛传竺校长“三顾茅庐”请费公的佳话，师生们纷纷来到费巩宿舍，请求费巩出来任职。在校长、同事及学生的要求下，费巩终于答应了出任训导长。费巩在他的《就职宣言》中这样说，“姜先生决计离校以后，校长亲自来找我，要我出来维持一下。吾第一个念头是不答应、不愿做，做教授何等清高，何必办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还要叫人误会我热衷，岂不冤枉？所以当时没答应。但是校长的诚意，却亦叫我感动……”费巩没有辜负竺可桢和师生们的希望，在任职期间，他拿训导长薪俸改善学生生活，为师生们办了不少好事，受到人们一致的赞扬。

竺可桢“三顾茅庐”起用费巩，在旧大学校长中，确属少见。这件事，可谓竺可桢“求是”办学风格的一个折射。

二、痛苦换得真爱

竺可桢关怀教师是有名的，当时在遵义浙大任教的教师，不少人受到他的关心照顾。战争时期，国统区民生日艰，大学教师的生活亦十分清苦。竺可桢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想方设法使教师们生活好过一点。竺可桢关怀照顾教师的事迹中，最使人感动的莫过于他对黄翼先生的帮助了。

黄翼先生是一个学有专长、富于正义感的中年心理学教授。在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中不幸患了胃癌。在没有确诊之前，竺可桢常去看望他，安慰他，工资之外，另给黄翼家庭予生活补助费，还派人专门护理。待黄翼被医院查明患了胃癌，他奔走遵义各医院，发信往国内医学界的朋友处，“设法寻找名医和新药”。当黄翼的病日深一日之际，竺可桢“曾去电几次美国某教授，希望得到一种新的特效药，但终无回音”。他为黄翼的病费尽了心血。

竺可桢所以受到浙大师生和知识界人士的热爱，同他为教师办这类“小事”是分不开的。

三、支持学生进步活动

竺可桢是位热爱祖国、有强烈正义感和是非观的科学家。置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原寄希望于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动摇。他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出于对自己用心血凝成的学校的热爱和对师生的关心，他积极支持进步师生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坚决抵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对费巩等进步师生的迫害。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浙江大学学生在遵义集会，准备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反对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派专机去香港接回老婆与洋狗，而对大批著名爱国人士沦于敌占区则不闻不问。竺可桢从一位过去的学生口中得知，蒋介石已下令当地军警准备血腥镇压。为避免师生遭到迫害，他立即前去劝阻。但到学生中，为学生们的正义感所感动，不但自己毅然参加游行，还邀来蔡邦华、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贝时璋等数十位教授和社会名流参加游行。当时迁到遵义的中国蚕桑研究所、中央种畜场的专家们也参加了游行。他们手拿小旗，同学生们一并前进。当时由于竺可桢带头，遵义浙江大学本部的师生员工几乎倾校而出。国民党军警出于对大量社会名流参与其中的害怕，未敢开枪镇压。事后反动军警逮捕了几名学生，竺可桢又四处奔走，迫使反动当局释放学生，有力地保护了进步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

在遵义期间，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几乎每年都有人被捕，而竺可桢每次都主动营救，并常去监狱探望学生。国民党特务多次想除掉竺可桢，但畏惧其威望和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都未敢下手。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常舍身保护进步师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大学校长中是罕见的。

竺可桢同情关怀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还体现在他对学生组织的“浙大战地服务团”的大力支持上。一九四四年，“黔南事变”后，贵州局势一度十分紧张。蕴藏在浙江大学师生中的抗日激情又迅速高涨起来。同年十二月，竺可桢召开学生骨干紧急会议，提出组织战时服务团去黔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将士等活动。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出发前，进行了救护、服务、歌咏练习等演练。还请浙江大学王尊生教授作词、沈思岩教授作曲，创作了《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团歌》。其词为：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把大家的敬礼带给前线士兵，
把我们的热血献给前线士兵，
把祖国的灵魂递给前线士兵。
战地服务随军去、随军去，
向前线的弟兄数杀敌的功勋，
向前线的弟兄鼓必胜的精神，
向前线的弟兄传中国的国魂。

全团六十多人，在浙大师生和遵义湄潭群众的欢送下踏上前线之路。临行前，竺可桢亲自授辍有“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字样和校徽的团旗给学生们。表达了热爱祖国、热爱青年学生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情怀。

四、身体力行办教育

身为一校之长，竺可桢不是以权谋私利，而是严于律己，用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风范影响着浙大师生。学校给竺可桢配有轿车，但他除赴重庆开会，从不乘坐，更不用说用车为自己办私事。在遵义、湄潭建校几年后，浙大农学院农牧产品逐渐丰富，如牛奶、牛油、鸡鸭、蛋类、水果、花卉等样样都有，但竺可桢绝对没有白拿过，也没有拿农牧产品作为公物送礼。

在遵守学校纪律方面，竺可桢更是师生员工的楷模，曾在遵义浙大任教的詹瑛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四零年底，他经友人介绍到遵义浙大任中文系讲师。他赶到浙大时恰巧是阴历除夕。第二天一早，中文系主任要带他去见竺可桢校长，他认为年初一早上，校长是不会上班的。两人来到学校办公楼，果然四处冷冷清清，直到走进校长办公室，他才看见“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当时他心里十分热乎，“一位大学校长，居然在节日的早上接见他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这件事给詹瑛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不忘。

竺可桢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把身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五、丰硕的科研成果

作为一位顶尖的科学家，竺可桢在遵义浙江大学的岁月里非常关注和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

在浙江大学本部，竺可桢向学生做过多次学术报告，如“地球的形成”“地质年代和历史时代的气候变迁”“水土保持，保护生态平衡与农业的关系”“土壤，阳光，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等等。在一九四二年中秋节，竺可桢在遵义做了“浙江潮与中秋月”的学术报告。专程从贵阳赶来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听完报告大声叫好，他对竺可桢说：“如果我在建造钱塘江大桥前听到您的报告，大桥至少可提前三个月完工，以后我有机会为国家造桥，我一定聘请竺博士为我的高参。”

竺可桢在此期间发表了著名论文《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称之为中国天文史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当时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给该文以高度评价，先后把它推荐给英国、瑞典皇家科学院。并将该文收入他亲自编写的《中国科技史》中。

这一时期竺可桢的科学研究工作，为他以后的科技贡献进一步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贵州气象事业奠基人

抗日战争前夕，在中央气象研究所任职的竺可桢通过与贵州联系，并派人携带气象观测设备前往贵阳筹建贵阳测候所。来人在贵阳北门外租用民房，在小院中装配好观测仪器，从此，贵阳有了气象事业。一九三六年竺可桢亲选贵州籍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生李良骐回贵阳担任测候所所长。一九三七年元旦，竺可桢与贵州省政府协商，将贵阳测候所改为省政府建设厅气象所，所长仍由李良骐担任。新成立的气象所使用的设备，全部由中央气象所向国外订购。

抗战开始后，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为了提供学生实习之用，竺可桢克服种种困难，拨专款在遵义老城校址内设立了一个气象测候所。既方便了学生学习，又为遵义山城提供气象服务，起到了遵义气象站的作用。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气象人，这些人毕业后，有的去了内地或沿海，有的则留在贵阳或遵义，为贵州气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