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工作生活中，遇见一些挫折和困难很正常，约三五知己，把酒言欢，再大声读读“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诗句总是气势如虹，文思跌荡，大开大合。迎面扑来的瞬间，顿时让人忘记忧愁和烦恼，重塑乐观与自信。李白在好友元丹丘家酒桌上沿用乐府古题创作的这首《将进酒·君不见》，也即“劝酒歌”，提到古代常见的一种盛酒器——“樽”，今天常常说的“一樽酒”，就来源于此。元丹丘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道教徒，家里不差钱，故桌上放“金樽”。假如一贫如洗，李白便会写成“莫使陶樽（或木樽）空对月”，似乎诗词中就缺乏点豪气了，一笑。

东汉铜樽盖，黔西南州博物馆藏，原定名“博山炉盖”

贵州兴仁曾经出土一件汉代铜樽，故事颇为曲折。黔西南州博物馆藏有一件铜质的盖子，盖高而尖，浅浮雕呈博山炉形，盖顶正中最高处有一小空洞，应为盖钮之残损，盖钮为何物不得而知，比对巴蜀地区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猜测为鸟的可能性大。盖面通身线刻神山神兽等纹饰，线条精细流畅，栩栩如生。此盖1987年出土于交乐6号墓，总高10厘米，径23厘米，因盖呈博山炉形，故原定名为“博山炉盖”，编为167号。前几年，黔西南州博物馆因举办展览需要，到贵州省博物馆借汉代文物，发现其藏品中有一件交乐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定名“东汉辅首衔环云纹青铜奁（lián）”。这件文物仅存器身，直口直腹，腹部以双重菱形回纹为界，上下均饰波浪纹、云纹和鸟纹。腹中部饰对称衔环铺首，作为用手提举器物的鋬钮。底部有三立兽状足，似狮似虎，兽身为托。此器体量不小，雕刻精细，鉴定为二级文物，编为B.1.24139号。关键的问题是，这件器物高25厘米，但器口直径正好23厘米，和黔西南州博馆藏“博山炉盖”尺寸完全一样。文物借回来后，上盖下身一经扣连，严丝合缝。但既不是博山炉，也不是青铜奁，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件精美汉代铜樽。

东汉铜樽身，贵州省博物馆藏，原定名东汉辅首衔环云纹青铜奁

为什么同一时间、同一墓葬发掘的同一件文物，会分藏两地，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问题。1987年贵州省博物馆、黔西南州文物科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兴仁交乐，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先后清理发掘十余座汉墓，出土文物600余件，发掘取得巨大的成功。但在文物具体的归属权上，联合发掘的两家单位产生了较大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贵州省博物馆要将发掘的文物调走，黔西南州文物科则要将文物留下，并且双方都搬出《文物法》。相关条款规定：“出土的文物除根据需要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研究的以外，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为了保证文物安全、进行科学研究和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省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要时可以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出土文物”。按照“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的规定，州文物科可以留下文物。同样，按照“省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要时可以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行政区域内的出土文物”这个规定，贵州省博物馆也有权调走文物。双方为此争执不下，谁也不能说服谁，这就造成了同一时间、同一墓葬发掘的同一批文物，最终一部分留在省馆，一部分留在州馆的原因。当然，这种同一件文物分藏两地的弊端显而易见，就是无法及时对文物进行研究和展出。为了让博物馆的文物真正的“活”起来，两馆抛开文物的历史归属问题，秉承研究优先、展览优先的原则，使得这件珍贵的文物终于在分离三十多年后，得以完整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

三十年后，铜樽终于合二为一

《陇西行》是汉代一首乐府诗，赞美了一位持家妇女有礼有节接待宾客的过程，有云：“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诗中的“清白”指清酒和浊酒，古人酿酒技术较差，酒里常残留有酒糟和酒渣，故浑浊呈现出白色，称为浊酒。在浊酒中加入石炭，使酒糟沉淀，再滤掉酒渣，取清澈的酒液饮用，便是清酒。这段话的意思是，清酒和浊酒需要盛放在不同的酒樽里，主人再舀酒与客人饮用。那用什么工具从酒樽里舀酒呢？交乐6号墓出土了这种工具，一把曲柄铜勺，总长13.8厘米，柄端呈柱状，柄中部铸有角牙状挂叉，可将铜勺悬挂于樽沿。整器包浆浑厚，是墓主人生前使用的实用器。《陇西行》描写的场景，常在一些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呈现，通常有一大一小两个酒樽，用于盛放清酒和浊酒，而舀酒的铜勺也多为曲柄，原因是曲柄不仅线条更加美观，且柄部受力更强，利于反复舀酒使用。正因为古代酒樽多用铜勺舀酒，因此发掘时二者也经常同时出现，兴仁交乐6号墓就是这种情况。比较有名的还有南昌海昏侯墓，同样出土了一件标准的铜樽及附带一柄铜勺。

东汉曲柄铜勺

通过铜勺从酒樽里舀出来的酒，通常会装在一种叫耳杯的器物里，宾客才能酣畅的酌酒饮用，这种叫耳杯的器物，容我们后文再论。

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一大一小两个酒樽，樽中置曲柄铜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