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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味书屋丨藏书忧

动静原创贵州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茅台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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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味书屋丨藏书忧

九味书屋丨藏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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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藏书忧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

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 

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地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 

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座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 

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它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 

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悖。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 

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

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

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么,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 

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 

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余下的书籍最后被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稿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其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 

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

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

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 

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编辑

胡刃 龙菊珍

责编

石右

编审

王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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