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ogon
打开

贵州历史笔记丨遵义这个小小的山村,为何能成就贵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动静原创
1577066340
积分商场

1985年谢世的张其昀先生既是浙江文化名人,又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后人在评介张先生学术成就的时候称他为“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这个评价应该是比较中肯的。人们还提到张其昀在方志学领域的成就,称“他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在查阅遵义地方历史文献时,除道光年间编修的《遵义府志》,民国26年(1937年)刊行的《续遵义府志》外,张其昀先生主编的《遵义新志》仍然是首选。

1937年11月,日军在距杭州100多公里的全公亭登陆。浙江大学被迫搬迁。战争初期,内地大部分仍在国民政府手中,可供浙大选择的搬迁地很多。但时任校长的竺可桢认为不应迁到内迁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如武汉、长沙、重庆等地,而要搬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或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得到结合。1939年12月,历经6次搬迁的浙大,最终从广西宜山迁到了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在黔北度过了7年的办学岁月。

《遵义新志》是浙大内迁贵州时期的重要学术成果。这部由张其昀先生主编的方志,虽只有17万余字篇幅,却从地质、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等十个方面,对遵义的地理历史面貌作了全面而准确的描述。其中的历史地理部分,由张其昀先生亲自执笔,极有创意地将2000余年遵义发展的历史分为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锦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等9个时期。这种分期,显示从东南沿海流寓来贵州的张先生,在不长的几年中对黔北历史的洞悉和研究之深。

《遵义新志》中提到的沙滩,即今遵义市东40余公里处的新舟镇沙滩村,因其地滨乌江支流乐安江畔,江中有长约半里的沙洲而得名。沙洲的形状很像一把古琴,有时人们又将它称为琴洲。这个方圆十余里的小山村,虽然有着江水蜿蜒、绿竹屏绕、松柏丛立的秀丽景色,但直到明朝末年熟悉它的人并不多。杨应龙兵败以前的沙滩,不过是杨氏土司官庄的一部分。村里的住户耕种着官家的土地,向土司纳粮服役,年复一年地过着黔北农村最普通不过的乡村生活。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个叫黎朝邦的人从四川广安迁来沙滩居住。黎朝邦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黎怀仁、次子怀义、三子怀智。三个儿子都读过书,但仕途都不发达,只有黎怀智做了一小段时间的知县,最后也因伤感明朝亡国之痛,落发去当了和尚。清朝初年,黎氏一家人谨守祖训、以耕读为业,不参加科举考试。这种情况经历了三四代人才发生变化。乾隆年间,黎怀仁的四世孙黎安理考中举人,后出任山东长山县知县。黎家的门第才一下子辉煌起来,沙滩的名声当然也相应得到了提升。

黎家是有一些家学渊源的,黎安理能中举便是得益于家学的熏陶,他本人也有《锄经堂诗文集》传世。黎安理有两个儿子,长子黎恂(字雪楼)青出于蓝,比乃父更有出息,29岁便中了进士,出任浙江桐乡县知县,那一年是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有人说,黎恂在浙江当官的7年获益匪浅。一是有机会与吴越名士交往切磋,二是读到了荒僻老家难以读到的许多书籍,再加上道光元年(1821年)返乡时,带了数十箧图书回家,这番经历不但对他本人,对沙滩的变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黎恂是丁父忧回到沙滩的,回乡后不愿再混迹于官场,称病在家读书做学问。在家期间,黎恂在西门寺开馆授徒,族人与乡邻子弟纷纷前来听课,多的时候达百余人。据说,被称为清代“西南巨儒”的郑珍、莫友芝等都曾到他的馆舍求教。黎恂之后,又有来自绥阳的杨实田在设于禹门寺的这个黎氏家塾执教,培养了包括黎庶昌在内的一大批黎氏子弟。沙滩地区浓烈文化氛围的形成,与此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

继黎安理、黎恂之后,沙滩出了一批学有所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其中包括黎氏家族的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黎恂的外侄郑珍、郑珍之子郑知同、女儿郑淑昭,随父到遵义赴任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瑶芝等。一大批文人学士的涌现,使沙滩呈现群星灿烂之势。这些人,如黎恂者避官设馆授徒,启迪后学;如郑珍者治经析理,“经术所不能尽者,发为诗古文辞以昌大之”;如莫友芝者一生未入公门,游历交友,学术艺术皆有成就;如黎庶昌者勤政体民,廉洁励学,积极将西方国家情况介绍到国内,以推进中国之进步。正是由于他们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活动及影响,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才在叙述历史地理时,将沙滩文化人活跃的百余年,定为遵义历史发展的第8个时期,即“沙滩期”。

客观地说,《遵义新志》对秦汉以来遵义历史的分期是不大科学的,既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期标准,对各时期的描述又有些浮光掠影。但这本志书能在高度评价沙滩郑、莫、黎三氏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将这些人活动的百余年作为遵义的一个发展时期,却是一种大胆着笔。这种分期法,在文化专史成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中并不少见,拿来代表一个地区的历史时期,在其他方志中还没有出现过。

《遵义新志》写到沙滩文化人时说:“沙滩黎氏为遵义望族,先世自四川广安县迁来,自清乾隆以后,世有贤才。”但所列举的氏族人,仅黎恂、黎庶昌2人。

关于黎恂,新志称:“黎恂字雪楼,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举进士,官浙江桐乡县知县。浙江素为人文渊薮,颇广见闻,尝曰‘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归黔后以廉俸万金,购置书籍。”对黎庶昌,《遵义新志》则只有“姪庶昌(字莼斋)师事曾文正公,从事经世之学”一句话。

关于郑珍和莫友芝,新志的介绍要多一些:“郑珍(字子尹)以甥行,莫友芝(字子偲)以年家子(其父以俦,字犹人,为遵义府学教授,遂自独山移家于此),皆从恂治朴学,其后珍、友芝蔚为一时宗匠,号称西南大师。”除了对郑莫二人的综合介绍外,新志还单独对郑珍作了一番评价,称:“子尹故居在子午山,曰望山堂,抱道隐居,屡征不就,学业志行,颇类康成。其治经宗汉,析理尊宋,专精三礼,经术所不能尽者,发为诗古文辞以昌大之。著书十余种,《遵义府志》与《播雅》二书尤为是邦文献所系。”

《遵义新志》认为:“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由于这个原因,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在这之前,涉及遵义的历史文献,还从来没有对沙滩的文化兴旺现象做过这样的概括。

道光《遵义府志》出自郑珍、莫友芝之手,自然不会在书中自称自赞。杨恩元主纂的《续遵义府志》,开始对沙滩文化人的活动给予关注,并作了一些评价。该志《列传·黎恂》称:“遵义方僻陋,自明至今,文人可著录者甚少。至是,郑珍以甥行,莫友芝以年家子,皆从恂发箧陈书大肆,力于学。厥后,珍、友芝名满东南,称经学大师。子兆助,侄庶蕃、庶焘、庶昌,孙汝谦皆以文学知名当世。流风余韵、沾溉百年,而荜缕开先者,恂也。”这番评论与《遵义新志》的表述差不多,但却未像《遵义新志》那样,明确给沙滩以“播东名胜”、“全国知名文化区”的定位。

随着《遵义新志》的发行,19世纪20年代到清末这段时间,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及他们的学术成就,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人们在赞赏这批黔北学术大家的同时,开始对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展开理性思索,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其中包括:沙滩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里,沙滩文化人会有那么多文化活动和学术成就?应该怎样给以沙滩为中心的这种文化现象定位?等等。

民国年间的不少学者在著述中提到过沙滩和郑珍等人。如梁启超谈到郑珍的诗时,曾说:“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郁达夫对郑、莫二人也倍加称道,认为“遵义郑子尹与独山莫友芝齐名,咸丰中人目为黔中二杰,殁于同治三年。治许、郑学,精三礼,故为文有根底,诗近苏、黄,而不规规肖仿古人。”钱钟书则夸赞郑珍的《出沾益出宣威入东川》一诗“写实尽俗,别饶姿致,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

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续遵义府志·列传·郑珍》中有“(郑珍)既卒,子知同整理其余书,亦曰:天下之学在贵州,贵州之学在遵义。识者以为非夸也”这样一段话外,并没有人对沙滩地区的文化现象进行过综合的分析和评价,更没有“沙滩文化”这样一个概念。

1992年出版的新编《遵义县志》在“文化艺术”一章中,设置了“沙滩文化”专节,但却没有给自己提出的“沙滩文化”下一个具体定义,只是说“黎氏朝邦迁此定居,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诗礼传家,泽及亲友,造就数代文化名人”。“道光时有郑珍、莫友芝,世称郑莫。有人评‘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有清一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同治、光绪时期出仕的黎庶昌,是著名的外交家,古文诗词,造诣精深,学术上宗桐城派,世人以之与郑、莫并称。黎、郑、莫3家原有姻亲师友关系,后又扩展到县内望族赵、宦、杨、蹇诸家,黎、郑家学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从道光至光绪,前后一百年间,县内形成以郑、莫、黎为代表的庞大文人队伍,或为宦,或为文,都各有成就”。

1998年出版的3卷本《遵义市志》在文化艺术篇中设置“沙滩文化”专章,对郑、莫、黎三姓几代人的文化成就作了统计。该志称:“截至民国初年,黎氏专著69种,刊行39种430卷;郑氏专著58种,刊行25种144卷;莫氏专著30种,刊行20种176卷。除去重复,三家合计各类专著153种,利行80种638卷,约1200万字。”《遵义市志》“沙滩文化”专章的第三节专题介绍了后人对“沙滩文化”的研究,认为“对沙滩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时以序、跋、题识居多。其后以年谱、传记等为主,至20世纪末期,先后有50余人发表论文、专章、专节或专著近100篇(章、册)”。但是,通读这一节的内容,发现并没有列举出一篇以“沙滩文化”为对象的论文,甚至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沙滩文化”这个概念。仅在所列举的关于“沙滩文化”的80年代论著中,有《沙滩文化志》一书。这就不免让人对“沙滩文化”的提法产生一些疑惑。

文化这个词这些年被用得很烂,什么东西一旦贴上文化标签,顿时耀眼生辉,身价百倍。王阳明是很有学问的历史人物,他创立的阳明心学蜚声海内外,说他是一代宗师,是伟大的世界级的哲学家、思想家;说阳明心学或阳明学派的影响与作用有多大都无不可,但把与王阳明有关的物和事,把因王阳明的影响形成的历史文化遗存合并在一起,称之为“阳明文化”,似乎就有些不伦不类了。正如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马克思文化、恩格斯文化一样,某个人在一个或某几个领域的学术成就,一批文化人所创造的一段时期的文化辉煌,是不宜也不应该定位为一种文化的。

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贵州沙滩文化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是一部成功记述沙滩地区文化的专志,作者对沙滩文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详尽介绍了沙滩文化人的学术成就。认为:“就学术而论,郑珍父子的经学和小学,能独树一帜,足以称晚清汉学大师。莫友芝的金石及版本目录学,为近代大家之一。史学著作多种,尤以方志为出色。”“黎、郑、莫三家长于诗词与古文创作,几乎人各有集。郑珍、莫友芝为宋诗派代表作家,郑珍诗被尊为“同光体”宗祖;黎兆勋、黎庶蕃足以与全国名家相颉颃;黎庶昌为散文名家。”

对清代沙滩文化人的活动,《沙滩文化志》认为其“精神风貌与品格情操,对后世影响尤深。如学术研究上刻苦自励、昂扬奋发的精神,文艺创作上刻意求工、抒发真实感情和勇于揭露黑暗现实的毅力与气概,对黔中后来的作家与艺术家都有无形的启导作用,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作者还明确指出:“郑、莫、黎三家都是儒家正统思想的躬行实践者,坚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力行‘敬恕之道’……堪称儒家躬行实践的典范。”这样的分析和评价,是比较恰如其分和经得住推敲的。

近年来研究“沙滩文化”现象的论著的确不少。前不久在某报上看到一篇名为《漫谈遵义沙滩文化及其影响》的文章,既介绍了郑、莫、黎等人的学术成就,又分析了“沙滩文化”的成因,认为“沙滩文化曾经是黔北乃至贵州文化的代表”,“在西南独树一帜,影响及于全国,深受国内外学人景仰”。进而作出沙滩文化“内容丰富、门类众多、影响深远,不但是贵州文化的奇葩,也是中国文化的宝库。他们垂范后世,泽及千秋”的结论。但这篇文章依然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是“沙滩文化”?“沙滩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有哪些基本特征和连续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应该怎样给这种文化定位?看来,只有这些问题找到了答案,“沙滩文化”这一命题,方能以科学的面貌确立下来。

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为贵州19世纪的历史增添了许多光辉。正如一些文章所说,“一个僻处西南的山村,能培育出众多经世治国之才,五代连绵,学术文章冠冕一代,使中原人士刮目相看”,的确令人惊叹不已。当前的问题在于,对沙滩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还需要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将研究引向深入。不过,在上述问题没有得到明确阐述以前,“沙滩文化”的提法还是慎用为好,不妨先用“沙滩现象”或“沙滩文化现象”来代替眼下广为炒作的“沙滩文化”。如是,才能使我们对沙滩地区那一段辉煌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落在实处,获得更多、更广泛人士的认同。

撰稿:范同寿

编辑

王青 朱海婷

责编

苏畅

编审

陈薇

联系我们
贵州网络新闻联播
说点什么...
评论
点赞
分享

相关推荐

精选评论
最新评论
点击查看更多
已隐藏部分评论
还没评论,等你发言了哟~
0/200
取消
1 明日空中黔课课表已更新明日空中黔课课表已更新
2 明日空中黔课课表已更新明日空中黔课课表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