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前，有井名“双井”，实际只剩下一口。据说过去水井壁有“民不能忘”“棠荫长留”的石枋，那是毕节老百姓为感念董朱英设置的。七星关区城区砂石路亦曾有“民之父母坊”，1938年由于抗战修建川滇东路便于汽车通行被拆除，也是乾隆22年(1757)由毕节绅士兵民捐资为知县董朱英所建的，又称“万民坊”。正如路元升在《重修真武庙捐置市房生息禋祀碑记》中所说“公善政不可枚举。”

旧时双井寺

董朱英(1708—？)，本姓唐，字陶然。对于他的籍贯素有争议，有说原籍顺天的，也有说原籍嘉定的。从他自称“顺天董朱英”和其女嫁与嘉定著名学者王鸣盛之长子看来，似可推定董朱英原籍为直隶文安（今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后居江苏太仓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董朱英乾隆元年(1736)中举，乾隆四年(1739)己未科第三甲第二百一十四名进士。到了乾隆十六年(1751)，才有机会补湖南宝应府新宁县知县之缺，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赴任。直至乾隆十九年(1754)，才得以出任贵州大定府毕节县知县。

董朱英任毕节知县时，“兵刑赋税局厂诸事未易厘剔，兼之黌宫漫漶，书院倾圮，苗夷顽梗，皆急需整理”。他在施政中，“恤刑、宽役、监督鼓铸、解运厂铅皆有法，既不悞公，亦不病民”。贵州宝黔钱局设在毕节，知县有监督的职责。宝黔钱局每年需铜五十二万余斤，其中滇铜占75%，黔铜占25%。董朱英和威宁州商定，全部改用威宁产的黔铜，由每百斤加耗十一斤减为五斤，节省了一大笔运费。赤水河渡船一直规定“担负行人制钱一文，货马驮物制钱二文，其空身和京运差使半文不索”，董朱英认为不合理，便规定每驮铅斤给渡船钱五文，使渡工劳有所获。过去儒童考试要自备试卷，董改为官家代备；新进的儒童照例都要自备公堂宴席钱，董也予以豁免代备。乡试会试得中者董朱英“厚送赆仪以示优”。二十一年（1756）春夏之交，毕节大旱，小麦绝收，董朱英捐赀派人到四川运米贵买贱卖，延续三个月之久，“活人无算”。经两年时间基本理顺政务后，董朱英组织编纂《毕节县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为毕节第一部县志，留下了可贵的文献资料。参加篡修者欲将董朱英的善政列入，董令“概行削去”。

他任职从乾隆十九年到二十二年，短短四个年头，修建、重建、扩建毕节县境各类建筑多达数十项，“将前任诸公所有志未逮之端，一一修举，无少缺略”。一般而言，地方官为了留点名声，总要搞点工程，作为看得见的政绩。但像董朱英那样的父母官，实在罕见，套用现代语言，完全称得上“营建达人”。他重建文峰塔、文昌阁并戏楼、坊表及道路，建东壁轩、文庙、洗心寺、先农坛、玉皇阁、武侯祠、关帝庙、观音阁、三官堂、杨泗祠、忠孝祠、节义祠；树各类坊表20座，在歧路叉巷建坊并设门栏；重建关梁如北镇关、七星关、桂花桥；增建善济院，栖流所。董朱英还修建了县城至何官屯、观音桥、鸭池、白家哨的道路，“治一切险仄津梁道路，无分本境邻境俱便”。

清乾隆时期毕节县城

毕节是清初由卫改县的，是个穷县，盐税加杂税不过五百来两。康熙年间施行“摊丁入亩”，贵州户籍未定，还是田赋、丁银分收。毕节每年丁银实征才七十两。邻近的平远州年征耗羡银二十二两，估计毕节县顶多有二十两。经费不足，又没有钱庄可以借贷。董朱英便创捐重修祖师庙、奎星阁、城皇庙，县太爷带头捐，绅商自然得跟上。有不少项目董朱英干脆就自己掏腰包，如捐俸为灵峰寺“筑基、树坊、凿泉、砌沼、建桥、修路”。路元升在《新开灵峰寺泉凿池建桥碑记》中说“（董朱英）偶过灵峰古寺，知寺僧饮水远三四里汲取，寺前田亩稍旱辄槁。候鸠工，向寺后凿山得泉，砌石沼于寺，开沟引泉入沼，使之流出寺前灌溉，沼上架石桥往来。又重拓山门、山径，甚备”。捐建七星桥；捐俸扩建县署、关圣庙、厉坛、南门接官厅、锁水亭等。捐银增置石缸30余口在城内贮水防火。

考虑到有些事项需要长期运转，董朱英采取“息银”办法，捐银两百两给客长尹吉山运营生息，用于每年周济额外孤贫。毕节县儒学教谕吴纪《邑侯董公内升部员外郎去思碑记》云：“毕邑书院，颓废鲜存。公拓地重建讲堂、学舍，斋厨毕备，延请路进士名元升者为都讲，肄业生童济济。”董朱英不仅重建毕节松山书院，还捐银两百两交庠生盖天章等收领生息，作为书院每年延师及修补费。文庙春秋二祭，照例由盐商屠户轮流供应，董每次都捐银二十四两，后来又捐银两百两，生息供社祭用。捐银购田及屋，每年的租赁收入作为南霁云祠和真武庙祭祀用。“悯念营兵，捐银起利，犒劳赉之”，董捐银二百两，借给客长尹吉山、陈圣登领用生息，作为每年犒劳营兵费用；他在处理政务时，“驱遣胥役，必贻腰缠；检验尸骸，每捐棺木”。

董朱英捐出的最多一笔是重建毕节七星桥。具体数字在毕节教谕吴纪撰《七星桥碑记》中只是说“捐俸金择吉旦鸠工”，也是在吴纪所撰的《去思碑记》中就记载为捐银一千五百两。《大定府志》则记为若干两。不过可以肯定不是几十百把两银子能解决的。

七星河两岸悬崖峭壁，杨慎称为“蜀之西南关之雄险者七星也”，过去是“竹篾为缆，排船为桥”。明永乐十四年(1416)守御千户朱显中改建为“以铁代竹，连环为锁”的渡桥，但是“时有倾焉”。因此，明弘治年间建为木桥。嘉靖年间改建为石梁桥。清初屡毁屡建。乾隆九年(1744)，贡生王宽等呈请官府拨款，知县劳孝舆委托典吏金觐实施，在原桥址下建四跨石礅木梁桥，桥上建廊。十九年(1754)又毁于火灾。二十年(1755)董朱英捐银令金淑国、金如烑组织复建，改为双跨石礅木伸臂梁桥，“用大木三层叠盖，即二三马驼并行，不克震动。上覆瓦房一十四间，每间内两旁皆设坐槛，槛外设板窗，以蔽雨雪”。两头各建坊表一座，设桥门启闭。“斯桥之作 ，不惟吾邑之民群沾利泽 ，凡四方有事于兹土者 ，无不共仰景行焉 ” 。董朱英考虑到“桥房陶瓦、板窗不免岁久破损”，于是又捐银二十两，交给生员秦学瀚（乾隆二十六年辛已恩科进士）、金溢国运营，每年利息按三分计，息银六两交给岁贡生金淑国父子用于修整桥梁。如有结余，兼修城隍庙等。开支由秦学瀚等联名出结送县衙查核。如当年无须修整，则将息银继续运营生息，呈县备案。董朱英采取“每年利息按三分计”，是有依据的。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户律·钱债·违禁取利》规定民间放贷或典当财物，利率不能超过三分。官府将母金生息称为“息银”“余利银”，也得按此利率执行。

如今的七星桥

粗略算一算，董朱英捐银有具体数字记载的已达一两千两了。乾隆年间，贵州的知县年俸也就是四十五两，养廉银是五百两。同治《毕节县志稿·经费 》载“本任县官每年养廉银五百，俸薪银四十五两”。据乾隆《平远州志》，从五品的知州俸银也才八十两，养廉银六百两。董朱英捐出的廉俸银真正是倾其所有了。吴纪《邑侯董公内升部员外郎去思碑记》云：“谓公以仁存心而家素饶裕，遇事辄取家资处置，不惟廉俸”。不光是捐光自己的廉俸银，还从家里拿银子来做这些事。在上任之初 ，董朱英曾写下“清 、慎 、勤”三箴，他的确做到了言出必行。

毕节老县城

由于董朱英治理毕节政绩突出，乾隆二十二年(1757)考功第一，提任为礼部员外郎（从五品）。离任时县内士绅兵民传告相送，建生祠于城隍庙，立去思碑以纪念董朱英治理毕节的功德，并捐资树“民之父母坊”。此后董朱英事迹不详，仅在道光《临邑县志》中记载，乾隆三十年任临邑知县。不知是何缘故，官越当越小了。《大定府志》记载：“董朱英之治毕节也，有贤声，元升尝作《灵峰寺碑》以美之，词义可观。惜无谱状可稽，姑言其概，以俟后之君子焉。”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敦笃恺悌，学问宏深，而其经济才又豁达俊伟，肆应咸宜”，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