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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同寿:贵州人不容易,要把“夜郎自大”还给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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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信史,似乎不容质疑。但贵州人却因为他的误记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那就是“夜郎自大”。

说起来当一个贵州人真的很不容易!一段“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顺口溜,把单纯农业经济时代贵州的自然生境描得一团漆黑,抹去了贵州高原四季宜人、雨量充沛、地形地貌千变万化的特点,再加上古之学者不负责任的“自大”“技穷”一类记述,僻处边地,朝中无人的黔人,只好忍气吞声,听任外省籍人嘲笑。

“黔本无驴”只有虎,柳宗元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也就无须再去深究。唯“夜郎自大”流毒甚广,以至出现黔湘“夜郎之争”,仍有人以此为题说事。

往昔“有钱之人大三辈”,但那毕竟已成历史。在经济离不开文化,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入经济,并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燃料,乃至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减震”作用的今天,不仅贵州的综合发展潜力值得重新评估,也到了该把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湖南新晃在给历史搞“变性”,虽可获益于一时,最终的结果殊难逆料,为政者的一番“豪情”,在若干年后极有可能沦为笑谈。相信只须冷静一下,连那些慨然掏50亿的人,自己也不能不生出这种担忧。

倒是流传极广的“夜郎自大”这句成语,的确值得正谬

西汉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王然于等人的行程时有这样一段话:“(汉使)至滇,滇王尝羌乃留。……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应该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出处

姑无论王然于等回京汇报时,是不是讲了滇王和夜郎侯说的原话,只须回顾一下汉武帝即位后与夜郎交往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有着明显失误的。

滇王尝羌与汉交往不多,发出汉大还是滇大的疑问,或许是可能的。夜郎的情况就不同了。王然于等受命往探身毒道入滇,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年),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即以使者身份“将千人,食重万余人”,大张旗鼓、浩浩浩荡荡向夜郎进发,并在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以其子为吏”。这段文字同样出自《史记》。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汉武帝当政时期,而且前后仅相隔仅13年。这13年间,文献并没有关于发生大战乱或夜郎国改朝换代的记录,莫不成收受了汉王朝极度丰厚礼物,同意并让汉王朝在自己的辖境内设置郡县的夜郎国君忽然失忆,连“熟与我大”都搞不清楚了?这样的事不仅不可能发生,实在也太过于不合情理。

在夜郎前后两百余年的历史上,除了那个招来灭国之祸的末代夜郎王“兴”和他的儿子邪务之外,自战国中期以后,夜郎历代统治者大都是一些聪明睿智的人。尽管境内已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着发达的青铜冶炼业,掌握着10万雄兵,有着“自大”的资本,夜郎王却从不轻易启衅,反而在维护刚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局稳定;在支持郡县制的推行,促成与中央王朝保持和谐关系;在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能审时度势,而且在唐蒙通夜郎约为置吏、西夷诸国作乱、汉大军灭南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夜郎都做出了明智决策。

这既是夜郎能在滇灭国后,继续存在近八十年的原因,也足证《史记》关于“夜郎自大”记述之谬误。

撰稿:范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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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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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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