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学说融通儒释道

王阳明天泉证道时，曾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四句”，可谓概括其平生之所学。虽短短四句，却意蕴丰厚，一则其融通儒释道三家之精义，二则其弘扬并拓展原始儒家（即孔孟）之深蕴，三则其凸显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宗旨。

“无善无恶心之体”。以道家立场看，此句似直接来自于老子《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现象界事物总是成对出现，依老子的看法，作为“相对待之善”则非至善，因为能辨别“善恶”之所以为善恶的标准，则应超越善恶。老子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本体界无善无恶之“大道”。关于这一点，庄子说得更加清楚，大道裂而术生，道无善恶，而术有善恶。老庄超善恶的本体之“道”与阳明心之体有贯通之处。

以佛学立场看，“无善无恶心之体”又关涉于佛家。佛家认为，最高的本体乃是“真心”如来藏，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即“无善无恶”的本体。倘若它被“无明之念”发动起来，则进入“识”（妄心）的层次，而“变幻”出善恶相对的世界来。依此言，阳明之心体又源于佛。

依儒家立场看，此句更有渊源。虽然孔孟未直接点明，但亦有暗示，譬如孔子所立之“仁”、孟子所谓的“求放心”等，皆有所指涉。至若《中庸》则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实为阳明本句的“立意”处。“喜怒哀乐之未发”亦同“善恶之未发”，乃言本心未被“情绪”调动之时，是“无善无恶”，同时又是超越善恶的。因此之故，此亦可视为王阳明的理论来源。

当然，由于心学特点是“以心印心”，更重视自家的体认，故而理论的渊源探求终不过是同古人的印证而已。如此看来，儒释道在“心体”上的见解具有“同质性”，故而阳明此句可谓贯通三家。

“有善有恶意之动”。此句亦通儒释道三家，只是三家对“意”的称呼不同而已。佛家认为如来藏（真心）无善无恶，然而若无明之念升起，善恶之见就显现出来，这里的“无明之念”就是意念（染污的意识）；佛学亦有“作意”之言，亦指“念”。这里的念或“作意”是从发动层次上谈起。以道家言，“意”则是“欲念”，人之私欲萌动，便有善恶之造作。以儒家言，“意”为“情”，亦可指私欲、私心。以情言，情不得正，四端之心偏执，故导致善恶分；以私欲言，私欲萌发，遮蔽本心，故善恶显。鉴于“意”极微妙且影响巨大，故而“三家”皆从“意”上下功夫，佛家之去执、善护念，道家之虚静体道，儒家之省察、守中，莫不重视“意”。

“知善知恶是良知”。心动而善恶显，那么知晓善恶的“心”为何物？以佛家立场，知晓善恶的应该为如来藏，此为性体（心体）；以道家看，此良知乃是“道”，道无善恶，然而它却对“下级”（现象界）的善恶有辨别作用。以儒家立场，“良知”乃是“现象之我”背后的“本我”（本心）。换言之，假若“我正在作恶”，那么还有一个我，能知晓自己在作恶，这个背后的我，即为“良知之我”，这个良知实则为本心，即第一句所谈的心之体，它本身虽无善无恶，却有知晓善恶的本领。若从渊源上看，“良知”一则来自孔子的内在“仁”，所谓“吾欲仁，斯仁至矣”；一则直接来自孟子之本能，所谓“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认为，“良知”乃时时刻刻所要保持的东西，倘若弃此，人将陷溺于声色犬马，醉心于物质诱惑。

“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是从工夫上谈如何达到“良知”。朱熹将“格物”理解为“向外”用力，即寻求外在事物之“理”，带有浓重的“道问学”的色彩；而王阳明的“格物”则是向内用工，充满鲜明的“尊德性”的意蕴。“致良知”之说，乃王学之根本，良知之达成，全在一个“致”字。“致”为工夫，核心在于对意之“私心闪念”猛着下工夫。意念上持正，即为格物，即为致良知，同时也是“知行合一”。王阳明晚年很少提知行合一，就在于致良知亦大致涵盖了知行合一，因为知道用功（格物）即为知，能去格物即为行，故而，“驱私、克己”皆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这种“致良知”的工夫是极难的，王阳明在事功方面卓有成效，谈及“致良知”，却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