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今年夏天好像特别热，虽说也只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跟所谓真正的“火炉”城市对照，也还算得安逸，但习惯清凉的贵阳人已经有些不大淡定了。

前不久因害怕“封控”，冰箱里颇囤积了一些肉类，眼见形势尚好，也就慢慢化冻吃掉，给雪糕冰激凌之类的解暑食物腾出空间。托朋友的福，不仅尝过了一杯难求的茅台冰淇淋，上周还吃了新晋“网红”的爽爽贵阳文创冰淇淋，据说是和哈根达斯联名的产品，价格也颇为不菲，设计上则以本地特色地标建筑为原型，算是创意十足，可惜我向来庸俗，一边吃，脑子里想的却全是几何问题——到底哪一种设计的实际分量会多一些。

爽爽贵阳文创冰淇淋 图片来源：贵阳网

我们这一代70后，经历过物资不那么丰富的日子，留下不少关于消暑食物的记忆。冷品冻品曾经是奢侈物件，并不是随时可得。童年时代，有一个场景挥之不去，那就是街头的冰果露。

这玩意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各色冰果露在透明的机器里循环流动，流光溢彩，极其勾人。

图片来源：掌上绍兴

偶尔，真的只是偶尔，能有大人给你买上一杯，你会在橘子、菠萝和蜜桃等等味道中纠结良久，仿佛面临一个命运抉择的关口，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下一次的机会遥遥无期。

然而，说到头，这所谓的“冰果露”就是一杯加了食用色素的糖水，里面大概没有任何真正的果汁。

还有一个稍晚的记忆是大十字附近的百花冷饮厅，初中时，周末父母带我和妹妹从新添寨进城，会请我们吃双色冰淇淋球，这是很值得给同学炫耀的消费行为了。售货员从冰柜里挖出冰淇淋球，放在盘子里，小心翼翼地吃，我是个爱面子的小孩，每次总觉得不好意思伸舌头舔净盘底已经融化的最后一点残渍，是个绝大的遗憾。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冰箱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夏天自制的糯米、绿豆冰棍，成本低廉，多搁一点糖，味道还胜过走街串巷叫卖的工业制品。也是我不能忘记的滋味，但很奇怪，等到自己动手再来制作，却怎么也不是回忆的味道了。

绿豆冰棍

最后必须要讲到的还有可乐。

小时生活环境封闭，我读书的郊区虽离省城不远，但很晚才听说世间有“可乐”一物。值得回忆的事情倒有一桩，不是一九八七年就是一九八八年暑假结束刚开学不久，某天课间操因下雨取消，围坐无事，班上一个同学突然谈到，自己在上海喝到了可口可乐。然后便洋洋自得地描述这褐色饮料来，色泽、滋味、口感……娓娓道来。具体内容我不复记忆，只记得说的时间很长便是了。结论是说并不好喝，中国人多不适应，正如本省以外的人吃不惯折耳根一样。

不管怎样，对这位同学的遭遇，我非常羡慕。因为在那时，可口可乐差不多能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划等号，尝过可口可乐滋味，不仅是开了洋荤这么简单，而相当于某种仪式，直接跟现代化接轨或者上升到已经开化的程度。

图片来源：新华网

大约在那之后不久，父亲到沿海出差，带回一瓶可口可乐。据说是宴请时偷偷攒下来，装在旅行袋里，辗转走了好几个城市，千里迢迢放在了家里的饭桌上，是现在少见的玻璃瓶装。晚饭时刻，用起子撬开瓶盖，一家四口郑重其事地分而饮之。奇怪的是，当时似乎没有留下味道的记忆，显然是并不觉得好喝，至多是不讨厌罢了。

不要笑，说“郑重其事”绝非夸张。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有一个情节就是乡村教师魏敏芝掏钱买了一听可口可乐，分给学生们一人啜上一小口。这是导演观察生活非常细腻的地方，真正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美国人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在《上帝、国家、可口可乐》一书中引用《纽约时报》的社论，“你可以逃离，但不可能躲避。不管你以为自己离现代文明的舒服与便利有多远，可口可乐迟早都会找到你”。

这倒是真的。电影《上帝也疯狂》就讲述了“图腾式的可口可乐瓶”从天而降，改变了非洲原始部族生活、生产力、价值观乃至宗教信仰的故事，“完全像是伊甸园里夏娃的苹果一样”。作为美国式文明象征的可口可乐，显然不只是一种软饮料而已。在某些文化至上者眼中，可乐一物，正如马克•彭德格拉斯特所说，“表现出一种邪恶的力量，一种不健康的价值观的先兆”。

《上帝也疯狂》剧照

没有那么邪乎，国门打开数十年，什么洋荤不是唾手可得，褪去神秘的外壳，一旦可见可触，可口可乐不过是小卖部里琳琅满目饮料中的一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