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骨头“张正气” ——记张凤鸣烈士
00:00 / -硬骨头“张正气”
——记张凤鸣烈士
他看上去是文弱的书生，内心却有最坚强的神经，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有着最硬的骨头。他才华横溢，机智多谋，为贵州解放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就是我省地下党——张凤鸣。
1910年阴历5月21日，张凤鸣出生于贵州省安龙县西门坡。他自幼聪颖好学。1931年，张凤鸣考入南京安徽公学高中部，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猖狂侵略，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残杀爱国志士。许多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组织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怒潮。这给张凤鸣以极大的鼓舞，他一面积极投入抗日洪流，一面认真阅读进步书刊，并结识了爱国进步人士沈钧儒、陶行知等。目睹深重的国难，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1937年，安龙县长李旭亲自写信，请张凤鸣任安龙中学教导主任。张凤鸣在安龙中学执教期间，课余常向学生朗读进步诗歌。他曾对友人说:“敢说、敢骂、敢哭、敢笑，为人应有这个性格；一根钻子一团火，就是不怕这些恶势力，就是要树立正气，就是要做硬骨头!”有的朋友见他对国民党统治经常议论抨击，劝他“少说点”，他说:“怕什么?一个人生要生得有意义，死要死得光荣。”因此，朋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张正气”。
1940年，张凤鸣的好友朱字明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后来到贵阳，被分配到贵州省教育厅任科员，张认为这个工作很好，他对朱说:“可以在里面向教育界和学生宣传爱国思想，灌输一些进步知识。”
在盘县教书时、他与过去的学生、进步青年高德藩往来密切。不久，高德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将张凤鸣思想进步，积极拥护党的抗日救国和统一战线主张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他们继续来往。1941年春，张凤鸣到普安任职，结识了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黔西区负责人之一的地下党员肖维亮，在与肖维亮的数月交往中，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表现出对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不满。“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张凤鸣得知后，激情书写“辛岁春，江南惨变，噩耗传来，亲痛仇快”的悲愤之词，表达了他对我党事业的关切和对国民党反共逆流的极大愤慨。张凤鸣利用他在普安的合法身份，安排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王忠慈等人到民教馆工作。阅览室除了继续陈列《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进步书报外，还办了《简报》，转载抗日消息，宣传抗日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民主的必要性，独裁专制的危害性等内容。
党史专家石尚武介绍说：
“1944年冬，日寇侵略到贵州独山，我党准备在贵州开展抗日游击战。当时身为国民党区长的张凤鸣，欣然接受地下党同志的重托，为我党在黔进行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积极作准备。他曾同朱字明筹划在贵阳附近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筹备军需款项，还准备到安顺、普安及盘江八县去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同时，他把岳母、妻子、女儿疏散到贵阳郊区，把儿子送回安龙。他表示:‘无论日本人打到哪里，我决不离开贵阳!’他一直留守贵阳，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前期，张凤鸣由贵阳到重庆，通过高德藩的关系，《新华日报》负责人接见了他。接见后，党组织提出要他回国民党统治的贵州，从事政治宣传和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张凤鸣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在重庆与高德藩最后离别时，将他长期引为座右铭的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书写赠给高，充分表达了他强烈鲜明的的爱憎和献身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决心。”
作为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张凤鸣是如何与党组织接触的呢？
“张凤鸣由重庆回到贵阳，认真学习了带回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党的文件。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更加坚定了革命方向。他曾发动一些同志筹办《农报》，以传播新华社稿件。从1947年8月开始，张凤鸣通过王亚明等人的关系到《中央日报》(贵州版)社当记者、编辑。他利用在贵阳公开发行的《贵州民意》和《中央日报》，揭露国民党政府祸国殃民、反动腐朽的罪行，宣传进步思想。他在《息邪说正人心》一文中批判了那些‘帮闲’者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的异端邪说，指出:‘一个国家的强盛，一个民族的复兴，必有其强盛和复兴的条件’，起码‘要人们都有衣穿、有饭吃，都能安居乐业’，而现实是‘哀鸿遍地，社会秩序紊乱’。在《论国际干渉》一文中，以锐不可挡的锋芒直指美、蒋政府。他鼓动民众:‘我们反对国际干涉，首先要算清美国侵华政策。’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府一年的调处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的痛恨，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调处根本不是公正的以中国老百姓利益为主的调处，而是一种欺骗，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这样就彻底撕开了美国当局的假面具，从而使正直的人们深刻认识到美、蒋当局的本质。”
1948年3月，中共黔北工委书记张立到贵阳和张凤鸣取得直接联系，和他谈时局形势，谈当时党的任务、方针、政策。通过接触，要他发展进步力量。同年8月，张凤鸣将已收集到的国民党政治、党特的情况以及新发展的进步关系向张立作了汇报。经过认真考察，1948年8月张凤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已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的张立又指示他除了照常发展进步力量，作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外，还要加强统战工作，要利用社会关系安排外来干部的社会职业以掩护地下活动。
张凤鸣根据组织布置的任务忘我地工作着。他准确无误地将重庆方面地下党给张立等人的信转交出去；经常为接待和安排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而奔忙；为了做好党分配给他的宣传、联络、情报工作，他还同省内外的一些同志经常联系。
1949年3月初，张凤鸣被军统特务以“言论怪癖”、“共党嫌疑”，经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批准逮捕。不久，敌人因追查不到证据而放了他。张凤鸣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解放军进军贵州的脚步越来越近，敌人也加紧对党组织的破坏，贵阳风声越来越紧，有的同志劝他暂时离开，他仍然坚持留下。8月，地下党员岳景琮被捕后，中统特务逮捕了张凤鸣。特务将张凤鸣关押在贵阳中山公园监狱严加审讯。
敌人对他多次刑讯，从毒打到电烤、坐老虎凳到施炮烙，手段极其残忍。尽管他知道许多党的机密，但他一点也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秘密，面对敌人的淫威宁死不屈。从他被捕直到解放，连自己的政治身份也没有暴露。丧心病狂的敌人在得知解放军就要进入贵阳的前夕，将他杀害于贵阳红边门外沙河。张凤鸣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年仅39岁的青春生命，谱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短暂而光辉的壮丽篇章。
作者：梁跃萍
原广播文艺制作中心供稿
编辑：罗皓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