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这种植物是人类的终生朋友。由于其生长快,适应性强,有着广泛的用途,人类对它的钟爱远远超过了对地球上的其他植物。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开始,竹便围绕在人类的身边,形影不离。先民们或用它充作工具,或用它搭建棚舍,依竹而居更可借助来遮风避雨。到了文明社会,因为在文字的基础上发明了诗词歌赋,文人墨客们又在摇头晃脑的吟诗作对中,给竹加上许多文化内涵。
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竹的影响可谓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苏东坡的这段话,道出了竹在人们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用”方方面面的影响。
竹在中华文化精神层面的影响更加显著而深刻。古人将“松、竹、梅”誉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则被称为“四君子”,似乎无论怎么排列,竹子都当仁不让地位列其中。在古代、竹是先民们重要的崇拜物,人们把竹作为氏族、部落的称谓或标记,对竹奉若神明,禁止随意砍伐与破坏。尤其在南方,普遍存在竹崇拜现象。不仅重大活动之前必须对竹进行祭祀,还流传着不少“人从竹中生出”的传说故事。
东晋常璩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
这段充满神话色彩的竹王传说,以“竹生人”为背景,既勾勒出古夜郎国所经历的一段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氏族生活场景,又以“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秋”的记述,让研究者们从中获得夜郎国东征西讨奠定疆域的想象空间,还可根据其所处的母系氏族阶段,将夜郎的兴起大体界定在战国年间或更早。
在历史研究中引用一些传说故事,是很容易被人嘲笑为荒谬的。但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古代神话故事,恰恰存在着某种真实历史的影子,这却是无法否认的。如女娲、伏羲、炎黄二帝、蚩尤和尧、舜、禹,无论他们是否是真实的,他们丰满的人物形象与鲜明的性格特征都能令后人体会到社会发展历程的艰辛与厚重。
当然,不是所有的神话传说都必定有生活中的真实历史原型,夜郎王也不可能真的从竹筒中生出来。但透过竹王的故事,牂牁以后直至秦汉的一段贵州历史,却被衔接了起来。光是这一点,竹王的故事就不应该因为它带上的神话色彩,而轻易地被忽视。
竹是一种普遍习见的植物,由于具有“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空实,大同节目”等特征,几乎得到所有人的喜爱。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对竹的崇拜成了中国南方民族的普遍现象。以至不但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苗族等许多民族有“竹生人”的神话传说,台湾高山族人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同样有竹崇拜和”竹生人”的神话传说。这种现象,不仅是历史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化反映,也与早期的狩猎采集生活相适应,是古代不同地区人类某种共同心理素质体现出来的文化现象。
竹王的故事是所有关于竹生人故事中历史影子最丰满的。我们从中至少感觉得到,就在中原争战不休的春秋战国之际,西南地区生活着一个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的族群。竹是这个族群的崇拜对象,人们以竹为姓,将自己的首领尊为“竹王”。竹王英武雄壮,有着过人的胆识,曾带领族群东征西讨,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
那时候,西南地区的方国,最大的是牂牁,牂牁衰落后,其领地一部分被南越分割,另一部分则为新兴的夜郎所占据。那么,竹王所代表的地方政权,无疑便是早期的夜郎国了。
班固的《后汉书》中,同样有一则关于竹王的记述。其书写道:“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书中不但将“遂雄夷狄”具体化为“自立为夜郎侯”,还续写了汉武帝平南夷,设牂牁郡,夜郎候迎降,武帝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等史事。
《后汉书》的记载,明确将古夜郎的地理位置锁定在遁水流域,又将竹王的传说从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了汉武帝,从而与司马迁《史记》中汉武帝授滇与夜郎王印的记载相吻合。这样一来,从战国中后期到西汉的两百余年,今贵州大部分地区均在夜郎国辖境内,便成了后世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贵州的历史学家习惯将古夜郎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这种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先秦之际的方国、部落乃至后来设置的一些县,概念虽然有别,实际都是当地人自治管辖的领地。广义上的夜郎,即所谓大夜郎,指的正是西南地区一批自治领地里的人们共同体。他们各有名称,但都来自于濮人族系,“皆同姓相扶”,又相互毗邻,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势力族群,这族群居住的地区被统称为夜郎地区,也就是常说的大夜郎。大夜郎的范围包括今贵州除东北一隅外的全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川南的一些地区。总面积应该在20万平方公里左右。
水中漂来的竹王,在贵州古代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竹王依靠武力控制了西南地区辽阔的领土,建立起能与中原群雄相抗衡的地方政权,以至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来形容它的强盛,汉武帝也不得不几次三番派遣使者与之会谈,并将王位拱手相送。仅凭这一点,竹王便值得今人认真加以关注。
也许因为史籍中给这位夜郎历史上的开国者加上了太多的神话色彩,当代人在开发夜郎文化资源时,因为怕沾上“迷信”的边,极少涉及这个传说中的历史英雄。由此,笔者对明代那位创作《西游记》的吴承恩,不禁增添了许多崇敬之情。他不但写活了那个从石头里迸出来的孙悟空,还使《西游记》成为永世不衰的名著。
作为历史素材,“竹王故事”是如此的珍贵与精彩,什么时候它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谁又最终来将其演绎成引人入胜、动人心魄反映贵州历史与乡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呢?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