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制图：石凯丞）
一张17年后兑付的借条
00:00 / -“我”只是一张借条，按照86年前的“市值”来说，“我”值15个银元，红军连长赵树容把“我”交到遵义市凉水井乡走马坝农民赵金和手里时，郑重其事，一诺千金，“我”也没有想到，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时期，身形单薄的“我”身上见证了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支持信赖，承载着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我”的故事还得从几位伤病员讲起------
1935年1月19日，红军主力撤离遵义。然而红军某部一位连长却因伤势严重不能随队行军，只得带领几位伤病员，在遵义市凉水井乡走马坝农民赵金和家里养伤，赵金和懂得一些医术，到山上采摘草药，治愈了几位红军伤病员，并把自己养的一头肥猪杀了给战士们改善生活。
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按照当地时价，红军应付给银元15元，但是由于部队长途行军，从中央苏区撤离时携带的银元所剩无几，军费十分紧张，经过双方协商，决定先付苏维埃纸币，等红军回来后再兑换银元，同时，赵连长还写下字据为凭。
收 到
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壹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此致
连长赵树容
公元一九三五年阳历二月二十号
伤势痊愈的赵连长和战士们离开后，赵金和将“我”和那十五张苏维埃币一起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一个小木匣子里，他坚信红军绝不会骗他，一定会再来。就这样一直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金和把红军和“我”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并把“我”当做“传家宝”交到了儿子手里，要他留作永久的纪念。
这些年来，“我”早已熟悉了一直相依相伴的同伴们，十五张苏维埃币面值都是一元，每张苏维埃币正面中间是列宁的头像，头像右边有一个“壹”字，左边有一个“圆”字，顶端从右到左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底部从右到左写着“凭票即付银币壹元”。
1952年，赵玉林将“我”和苏维埃币取出，他看到上面写有“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心想，从古至今有多少军队所到之处，强行推行的“军用票”，部队走后都变成一张废纸，“我”和苏维埃币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红军还会认账吗？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到遵义市凉水井乡公所，找凉水井乡民政村村长刘子良开了一张介绍信，带着“我”和十五张苏维埃币，来到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寺办事处，银行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元牌价，兑换给他第一版人民币35000元（旧币）。
中国人民银行遵义县支行将“我”和苏维埃币以及乡政府的介绍信上交贵阳中心支行。1954年的一天，贵阳中心支行一位叫吴召南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用旧报纸包裹着的“我”和苏维埃币，经过贵州省博物馆工作人员鉴定，该收条属革命文物。同年，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将“我”以及相关物品一并拨交贵州省博物馆收藏。
如今，“我”已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由贵州省博物馆收藏，几十年来“我”、苏维埃币和乡公所开具的介绍信复制件，长期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展出。
（遵义台税兵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