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9日）上午10时，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这场意义重大的革命中，贵州发生了哪些事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此，动静记者采访了贵州省社科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冯祖贻。

冯祖贻 图片来源 贵阳学院李端棻研究院

冯祖贻是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知名的历史学者，是权威历史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贵州事典》的主编之一，对辛亥革命史、西南军阀史有着尤其深入独到的研究与见解。

“自武昌起义之后，贵州是第六个响应发动革命的地区。在全国范围来看并不算晚。”冯祖贻告诉动静记者。

冯祖贻参与编撰的《辛亥革命史》

贵州辛亥革命，又称“贵州反正”，爆发于1911年11月3日的贵阳。当天傍晚，贵州陆军小学学生起义，紧接着新军营响应起义，新军杨树青对前来阻拦的新军标统袁义保鸣枪，打响贵州辛亥革命第一枪。随后，陆小学员与新军整队入城、维持秩序，11月4日，贵州正式宣布光复。

“贵州对辛亥革命的响应，不仅是贵州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冯祖贻主编的《辛亥革命贵州事典》开头这样写道。

资料显示，清末的贵州各种苛捐杂税，加上战乱肆虐，导致地方凋零，农业破产，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贵州著名学者郑珍晚年亲眼目睹、并记录下“处处人相食，朝朝耳骇闻”的惨景。这一切，都为革命思想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1904年，贵州花溪人平刚与张忞等在贵阳成立 “科学会”，宣传排满思想，建立了历史上与达德学校相齐名的乐群小学。同年冬季，平刚因为写对联讥讽慈禧太后，遭贵阳知府通缉，愤而于1905年出走日本，并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后来，平刚成为同盟会贵州省分会的负责人。

平刚墓 图片来自网络

1907年10月，张百麟等人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集会，成立“自治学社”，通过编印《西南日报》《自治杂志》等宣传学社思想。其主张是首先实现个人自由，然后实现地方自治，达到“合群救亡”。

张百麟 图片来自网络

“本来自治学社的思想偏立宪派，但形势的变化让他们加入了革命队伍，其成员多为贵州各地中小学的教员，让革命思想在学生之间得到了广泛传播。”冯祖贻说。

资料显示，自治学社影响不仅遍及全省，而且不止局限于成立之初的士绅阶层，更深入到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一大力量。

如果说科学会、自治学社等是贵州辛亥革命的“笔杆子”，那么贵州本地的新军以及贵州陆军小学堂的学员就是革命的“枪杆子”，贵州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便是由新军打响。

“新军、陆军小学堂的学员都是年轻人，对新思想接受也快，很快成为了革命的一股力量。”冯祖贻说。

据了解，一部分青年在加入军队之前，就已经接触了革命思想，当时一位名叫席正铭的新军就在诗句中写道：“抱定三民主义，不磨爱国精神。”

其实，当时革命思想已经在贵州各群体广泛传播。冯祖贻介绍了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一段小插曲：

“当时的贵州巡抚，也是最后的一任贵州巡抚沈瑜庆，在得知陆小学生起义后，看到巡抚衙门内有大炮，本想借此反抗，却发现大炮炮闩已被卸下，而自己的巡抚卫队都臂缠白布、响应革命，这才作罢。”

在11月3日陆小新军相继起义后，1911年11月4日，以贵州自治学社为首的各界革命团体召开会议，成立革命政权。“贵州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冯祖贻评价道。

辛亥革命后贵州成立的革命政权——贵州军政府合影照片

“不仅如此，贵州独立后，出兵支援重庆，巩固了当地新生的革命政权，还在之后派兵2000余人，支援湖北武昌，参加北伐。”冯祖贻补充道。

但要说这场革命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还是让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贵州深入人心——历史上，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5年12月宣布接受帝制，蔡锷等人随即在云南揭竿而起，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政体为目的，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响应的就是贵州。冯祖贻说：“当时离云南宣布独立不到一个月，贵州就宣布了独立。虽然发展落后，但在思想的进步性与革命性上，贵州毫无疑问是领先的。”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如今110年过去，当年先烈们的拼搏仍然激励着现在的我们。

现在，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发扬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文中史实资料均来源于《辛亥革命贵州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