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作为文化人，没有杀声四起，不能拿着枪冲锋上阵，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抗战 ？”贵州省图书馆原副馆长钟海珍常这样叩问。她口中的“他们”是80余年前，护送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的一群书生。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5个月后浙江杭州沦陷，日军除了在城内进行大规模屠杀和破坏外，一直伺机掠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当时北方已经全部沦陷，文澜阁本被视作“唯一一套”承载了文化传承的命脉。

“我们搜查了文澜阁、浙江省建设厅、省立西湖博物馆等26处政府机关和文化机构，《四库全书》不知所踪。”日本作者松木刚在《掠夺了的文化——战争和图书》中的记载，恰恰印证了这场“文化保卫战”的悄然开启。

其实，在1937年8月，也就是日军全面侵华一个月后，就有一群书生毅然扛起重任，带着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踏上了西迁之路。烽火连天中，他们横跨5省跋涉2000多公里用时8个月，终于在1938年4月30日深夜将国宝运抵贵阳。

最初，这批书被存放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后因条件有限又转至威清门外张家祠堂。可平静并未持续太久，1939年2月4日，日军空袭贵阳，张家祠堂距离轰炸核心区不到两公里，库书再度陷入危机。危急关头，一位图书馆馆员的提议：“贵阳市市郊金鳌山有个地母洞，或许能藏书！”省教育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立刻前往考察，发现山洞藏在密林之中，岩石坚硬是个绝佳的防空袭地点，他们决定将库书转移。

1939年4月8日，文澜阁《四库全书》正式开启 “洞穴生活”。

地母洞虽隐蔽，但贵州天气阴雨潮湿，书籍防潮成了护书的关键。“馆员们在洞里搭起一米高的木台，台下铺满生石灰和木炭吸潮，书箱之间还垫上木块透气。”钟海珍介绍，这些护书人还制作了一套详细的晒书方案：用木凳搭起木板铺上纸张，再把书放在上面晾晒，每隔几十分钟需要翻一次，晒完之后要放到阴处回凉才能装箱。“140箱书全部晒完一轮要整整三个月，1942年加晒一次形成春秋两季晒书，以后每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都在晒书。”钟海珍说。

1944年11月，日寇进犯贵州，库书被转运到重庆。抗日战争胜利后，库书于1946年7月回迁杭州。

在幽暗潮湿的洞穴里，守书人不知战争何时结束，却把每一册书都护得完好无损。这段秘藏往事曾一度尘封在历史的角落，直到 2015年，国家图书馆发出《关于征集抗战时期抢救保护古籍重要事例的通知》，钟海珍收集资料时，在省图书馆的档案柜中找到了《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

“文澜阁《四库全书》存放在贵阳，当时是秘藏，我们档案上都写的是绝密。省立图书馆详细完整的记录和保存了273页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才使得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这样详尽地了解这段事实。”钟海珍介绍。

为了让这段“文人抗战史”被更多人铭记，2020年8月，相关部门决定在地母洞旁修建文澜苑，和文澜阁一字之差。地面上，“回”字的设计述说着《四库全书》西迁贵阳后又完璧归赵回到杭州的故事，也寓意着76年后《四库全书》和贵阳的重逢。如今，文澜阁《四库全书》全套影印本和线装本一同存放在文澜院藏书楼，以特殊的形式 “重返” 贵州，也告慰了当年护书的文人志士。 

钟海珍的家就在贵阳鹿冲关森林公园对面，每天从阳台眺望总能想起地母洞。虽然被山林遮住了洞口，但洞里的每一处痕迹、每一段往事她都深深记在心里。“藏就是为了用！”这是钟海珍常挂在嘴边的话。80余年前护书人们用智慧保住了文脉，而现在的她希望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知晓。

她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同样是舍生忘死。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些保护《四库全书》、守护中华民族文脉的人，也会记得贵州这片土地所承载的文化传承与精神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