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城区南的下五屯，有一座由大小不一的13座四合院组成的建筑群，因其原属当地刘姓乡绅所有，故“刘氏庄园”的名称一直沿袭至今。刘氏庄园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初时规模并不大。到咸丰、同治年间，庄园主人刘燕山通过兴办团练、协助当局对抗会党、维护地方秩序进一步发迹，趁势对庄园扩建。
刘燕山的四个儿子都是当地风云人物，尤其三子刘官礼之子刘显世，靠投机辛亥革命当上了贵州省长，成为兴义系军阀首脑。之后刘氏庄园因人而贵，经过多次扩建，规模变得更为宏大，加上该庄园独特的中西合璧风格，曾被誉为是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屯堡”式建筑群，久而久之成为当地一大名胜，今已被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各地旅游者热衷的打卡地。
说起刘显世这个人，首先让人想到他是贵州兴义系军阀的“开山祖师”，而这个军阀集团继滇军唐继尧之后，整整把持了贵州政坛13年。刘显世的家族在黔西南兴义一带虽然显赫，但他本人却是靠带五百徒手兵星夜赶到贵阳，与宪政派人勾结后起家的。这个极富谋略的兴义土豪，不仅最能投机钻营，善观时变，还总能在关键时刻把握动向，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因此也才能两度在贵州省长位置上大展拳脚。
刘显世，字如周，出生于兴义下五屯，早年曾考取过秀才。刘家在清代中叶已是当地的大户，咸同年间成为当地团防首领，雄霸一方。生活在这种家族中的刘显世，受环境的熏陶，自然不会再走读书求取功名之路，而成了率千人团防军的武人。尽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兴义学务公所更名为劝学所时，刘显世曾被推举为首任劝学总董，他也曾倡设教育讲习会，创办过女子学校、师范学校、军事学校，还选派过5名学生赴日留学，但素有勃勃野心的他，所倾心的仍然是武装。正由于此，其父刘官礼死后，他才能以兴义团防局局董的身份兼代靖边各营统领，一举成为滇黔桂边举足轻重的人物。
对于刘显世来说，小小的统领自然不是其人生的目标，他在兴义一带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给未来发展所做的铺垫。辛亥革命前贵州境内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的两党斗争，正好给刘显世这位蛰伏黔西南的一代枭雄提供了施展野心的机会。
云南“重九起义”推翻清政府在滇的统治，贵州武装起义尚在酝酿中时，贵州宪政派便一边向清政府提交自治学社主要负责人名单，意图让清廷按名单捕捉贵州革命党人；一边商议将善于军事并拥有实力的刘显世召至贵阳，以维持摇摇欲坠的清朝贵州政权。但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宪政党人所料，云南起义仅5天，贵州新军营士兵杨树清的一声枪响，便宣告了清政权在贵州统治的结束。这时带着五百徒手兵星夜兼程赶到贵阳的刘显世，深知已无左右局势之力，只能静观其变。倒是宪政党人没有忘记他们招来的这股力量，极力将刘推荐为新政权的军事股长，从而给刘显世未来的表演提供了舞台。
事实证明，宪政党人的这副牌押中了对象。在其后攫取革命果实的阴谋中，刘显世果然发挥了关键作用。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加上对宪政派的威胁认识不足，张百麟不仅给刘显世的五百徒手兵发给枪械，将其部列为新军第四标，还给刘安排了枢密员的职务，采纳了他保留保安营的意见。这种自掘坟墓的做法，无疑为军政府的覆灭种下了祸根。
手握一部分兵权仅是刘显世实现个人野心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整个贵州的军政大权，但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宪政派与耆老会那点势力显然不够。正好宪政派极欲借助云南派兵北伐的机会，让滇军入黔消灭贵州革命党力量，给刘显世提供了一条提升个人政治权重的途径。于是便有了刘显世、任可澄假借枢密院名义致电蔡锷，请蔡指定刘显治、熊范舆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有了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合恳求滇军“代定黔乱”等一系列颠覆贵州军政府的事件，刘显世也就因之获得了左右贵州政局的良机。
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后，刘显世被任命为军务部长、贵州国民军总司令。唐、刘二人对贵州的统治，得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支持。因此，在“二次革命”中，贵州不仅积极联络川、湘两省通电反对“二次革命，刘显世还不顾贵州财政困难，向袁世凯汇寄军费，深获其嘉奖。正是靠着这些，1913年11月唐继尧回滇后，刘显世即被任命为贵州护军使，并授予中将衔。兴义系军阀对贵州为期13年的统治，也就由此开始。
只花了2年多时间，刘显世便由一个地方土豪跃升为一省之“王”，这种飞黄腾达无疑与袁世凯对刘显世的赏识有关。继刘显世之后，刘氏家族的人都大受重用，他的胞弟刘显治出任贵州驻京代表、堂兄刘显潜出任黔西观察使，其他姻亲都获得大小不等的任职。为表达对袁的感激之情，1915年9月，当一批拥袁派上书劝袁世凯“速正帝位”时，刘显世毅然以将军衔附带列名其中。同年11月各省举行“国体投票”，刘显世对此表现得尤为积极，亲自“依法会同入场，敬慎监督”，使贵州投出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80票。袁世凯称帝后，云南宣布独立起义，蔡锷致电劝说贵州参与，刘显世“以贵州贫弱婉谢”。当得知云南向全国发出的讨袁通电中，列有自己名字后，刘显世甚至急忙通电全国称：“所有滇省通电列有显世名衔者，均系由滇冒列，显世均不负责。”
种种事态说明，护国运动初期，刘显世不仅在反袁护国问题上持消极态度，而且曾给云南护国军制造过若干障碍。只是在云南方面不断劝说，贵州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拥袁与反袁两派激烈斗争，戴戡率领的云南护国右翼军又已开抵贵阳外围的情况下，刘显世感到自身统治地位岌岌可危，才被迫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参加反袁护国战争。刘显世对待护国运动的态度，使他在以王文华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中彻底丧失了威信，后来兴义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包括“民九事变”，无不与此有关。
通电“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后的刘显世，旋即被推为贵州都督，南方各省军务院成立后，又当上了抚军。黔军也由王文华任司令组成东路支队，率一、二、三团出兵湘西；戴戡则以护国右翼军总司令身份，率黔军五、六两团加上所率滇军北上出黔，进军綦江。云贵讨袁护国军的征战，推动了各省的反袁斗争。1916年6月，袁世凯死于北京，护国运动因之结束。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了，为维护共和牺牲了无数将士，护国右翼军总司令戴戡也因当上四川省长、督军、军务会办后，与川军刘存厚部发生矛盾，在成都巷战中阵亡，而见风使舵、从拥袁到讨袁的刘显世，反而因护国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名利。
当政期间，刘显世一直保持对滇军唐继尧的依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贵州经济的薄弱导致财政始终拮据。尽管由于自身所处区位的优势，在西南各军阀中，贵州算得上一支重要力量，但却因贫瘠和省域狭小，刘显世不得不通过对外依附与掠取来维持政权。
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为维护法治，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海陆军大元帅。在这场护法战争中，刘显世死心塌地追随唐继尧，打出靖国军的旗号，担任副总司令，协同滇军进攻四川，取川东为立足之地。其不仅从重庆提取现银20万元，还与川军熊克武部达成每月取饷款18万元的协议。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刘即着手扩充实力，在贵州兴义创办了随营学校，招收兴义、兴仁、普安、盘县、安龙等盘江八属权势人家的子弟训练，竭力为自己补充军事骨干。
然而，就在刘显世以为手握兵权，又有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一邦旧官僚、绅耆支持，可以稳坐贵州宝座之时，兴义系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势力已经迅速崛起。
作为兴义系军阀年轻气盛一代，王文华虽与刘显世等旧派在治黔政策上存在许多分歧，但在与邻省争利，扩张兴义系集团势力上，利益是共同的。所以在贵州出兵参与护国战争时，刘显世才会委任他为护国军东路支队司令，1917年又委其作为贵州督军代表，出席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只是在这次会议上，王文华见段祺瑞决心毁弃《临时约法》，妄图解散国会，未如刘显世所愿去附合段祺瑞的主张，反而断然拒绝在会议决定上签字，与11省代表联名抗议段祺瑞毁弃约法。会后，王文华迅速离京南下到达上海，在上海得以面谒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表达了自己将“谒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孙先生后盾”之意。当孙中山得到海军拥护，决心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王文华立即在上海通电响应，并兼程回黔作军事准备。这也正是孙中山称赞王文华为“西南后起之秀”的缘由。
护法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号召西南地区各省组织联军，出师护法。这时王文华已回贵阳就任黔军总司令，为响应孙中山的通电，王决定将黔军编为三个纵队，设总司令行营于黔北松坎，委任袁祖铭为第二纵队司令，张云汉为第三纵队司令，分别率军进攻重庆南岸黄桷垭及四川江津。这时，仍在省长位上的刘显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同意黔军北上护法，但却不断向外界声明：黔军入川，非拥护广州反对中央（段祺瑞政府），只是缘于戴戡成都覆师“贵州军队之愤怨所致”。到这一步，兴义系新、旧两派政治上的分裂已从暗地摆上明面。
为了结束刘显世为代表的旧派统治，1918年11月，时任讲武学堂校长的何应钦决定创立“少年贵州会”，王文华积极支持，使该组织得以快速发展，遍及贵州81县，会员达2800余人，还创立了《少年贵州报》。五四运动期间，少年贵州会成员曾积极活动，制造出很大声势。但这样一来，刘显世的旧派与王文华新派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剑拔弩张，甚至发生1919年新派伤兵以粮饷被扣为由向当局清算，迫使财政厅长张协陆自杀的“民八事变”。
要求“刷新政治”一直是兴义系新派向旧派施压的政治手段。由于有何应钦控制的讲武堂和少年贵州会，再加上81县同乡联谊会的力量，新派夺权的步伐日益加速。此时，刘显世正准备以“王（文华）不懂军事”为由免去其黔军总司令职，以滇将代之。获此消息后，新派断然决定控制省政权。1920年11月，在王文华的精心策划下，新派开始将夺权付诸行动。为避“以甥逐舅”嫌疑，王文华借口生病滞留上海，让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率军回黔。黔军回贵阳后，即在何应钦、谷正伦指挥下发动“民九事变”，杀死耆老会代表、省府顾问郭重光、省长公署秘书长熊范舆、民政厅长何麟书，迫使刘显世弃职回乡。贵州政权落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之手。
王文华虽然策动实现了贵州政权的更迭，并因此获孙中山嘉勉，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这个胸有韬略的政治干才，却真的能文而不知兵。早年的征战中，他总是命安龙人袁祖铭为前敌总指挥，而袁是一个极具野心之人，王文华恐其拥兵自重，往往在战事平息后将其调至司令部任参议，甚至在前往上海“养病”时也携其同行。但袁之狡诈远在王文华意料之外，赴沪途中即以各种托词，秘密潜往北京，拜见了当时的总理靳云鹏，详告贵州局势。靳当即对袁祖铭表示支持，同意其所率部队命名为“定黔军”，并拨给20万大洋充作军费。于是袁祖铭决定率军回贵州夺权，但又担心王文华妨碍这一行动，遂派刺客到上海将王文华暗杀致死。
刘显世离黔，王文华在沪期间，贵州军政由代总司令卢焘主持。在黔的五旅军队认为卢的声望不能孚众，拒绝服从调遣，反因争权相互倾轧，导致社会混乱。这种局面正好给袁祖铭提供可乘之机。于是袁以贵州各部皆希望其主政为由，率军长驱入黔，将军政大仅一股脑收入囊中。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袁祖铭被北洋政府正式委任为贵州省省长。但他这个省长只当了不到两年，贵阳又被刘显世与唐继尧的滇、黔联军占领，只不过这次刘显世的省长也只当了一年多，又被迫辞职流亡回滇。而滇军则通过与袁祖铭的谈判，决定班师回云南，由袁祖铭派彭汉章回黔主政，担任全省清乡总司令、贵州省省长。袁祖铭自己则率黔军主力参与川战，与川军刘湘部组成川黔联军，合驻重庆，后于1927年1月在湖南被唐生智设计诱杀。
生为云南人的彭汉章虽然当上了贵州省长，但此人既不属于兴义系，又缺乏政治手腕，实权完全落入出生于桐梓的强权人物周西成手中。周西成先以军务会办参与省政，之后又接手王天培的督办一职，彭汉章逐渐成为摆设。1926年8月，彭汉章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离黔，贵州政柄全归周西成掌控。兴义系军阀在贵州为期13年的统治也就此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