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影山草堂藏书管窥

清代咸丰、同治之际，独山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侨寓江南，以著名藏书家兼目录学专家为世所推崇。清光绪时，长洲叶昌炽所著的《藏书纪事诗》一书，收集古今藏书家达五六百人，但籍隶贵州的仅有莫友芝及黎庶昌二人。黎氏以曾两度出使日本，注意搜集我国流散在日本的古籍，刻成《古逸丛书》传世。莫氏影山草堂藏书，在收藏的广博精审，研究的深邃，目录学方面著述的宏富等，都是卓然成家的。莫友芝学识渊深，嗜书好学，在目录、校勘方面的几部专著，如《持静斋藏书纪要》（丁日昌藏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都是谈藏书、版本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的藏书，在当时负有盛名。

莫氏影山草堂藏书，包括莫友芝（扬州）、莫祥芝（苏州）两家的藏书，可以初步看出他们收书大致可分二类：

珍本古籍

所谓“珍本”，一般指南宋、元以上的刊本或写本。因为我国自宋代雕本印刷盛行，元金亦有精致的刻本。迄至明中叶以后，时代上溯二三百年以前，两宋及元版书籍已逐渐稀少。经当时一些著名藏书家，如明末的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钱曾述古堂、鲍廷博知不足斋、范钦天一阁，清初的徐乾学传是堂、黄荛圃百宋一廛、汪士钟艺芸书屋等，不惜重资竞相争购宋版本。于是，宋元版本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部书的价值由数十而至数百两，甚至数千两不等。一种巧取豪夺，不惜手段以谋求宋版书的事，已屡见不鲜。一般藏书家无不视其力所能及，购求此类宋元以上珍本若干种，以作镇库之珍。

莫氏影山草堂藏书，也不例外。如莫友芝收得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既属于此类珍本而时代更早。莫绳孙致缪荃孙（清末著目录学家，曾首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的执笔人）中有一段话曾说：“前托代售唐写本《说文》木部真迹手卷，此为海内经籍传本之冠，曾文正谓：‘获此一卷，宋椠元抄皆奴隶……售价三千金，押价二千金，早年冯展云先生曾欲以威仪之数相易，先君未之允也。’（按《诗经》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语，盖用为三千代语）。”可见此书的价值。

此外，莫氏收藏的宋元版书虽不是太多，但有其精品，如经过王秉恩（号雪澄，清末曾任贵州官书局提调）的介绍，于民国二年售与傅增湘的宋刻本《柳宗元集外集》，即为其中一例。

抄校本

是指从原书（写本或刊印本）手抄的书籍，抄本的书又经过用其他不同的版本或抄本来校勘的，为抄校本。这类抄校本书，亦是藏书家注意收购的一个方面。因为，宋元刊本时代久远，日渐稀少，且价值高昂，又不易得见。于是，若干学者辗转借稀见善本，亲手或专雇写手来抄书，并加校勘，这也是我国古书传播和流通的一大特色。同时，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私家刻书的风气很浓厚。有些藏书家要刊刻书籍，其所根据的祖本很多都是收集过去名家的抄校本。因此，抄校本的作用和价值，在某些方面，并不低于古刻本。

在莫氏藏书中，抄本颇不少。单从所转抄的百多种书中，既有抄本、旧抄本、依阁抄本、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各书的抄本等。这些所谓抄本，是指莫氏自己的抄本；旧抄本，是指收购前人的抄本。有注明来历的，如《鸡肋集》七十卷，注明张氏藏旧抄本；《声画集》八卷，注明朱竹垞旧写本之类，尤为可贵。依阁抄本，是指从《四库全书》中抄出。因《四库全书》分写七部，藏书处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内四阁）、文澜、文汇、文宗（外三阁）共七阁。当时，内四阁为皇家藏书，无从传抄，应该是从外三阁的书的传抄本。

莫氏抄本中数目最多的，为从《永乐大典》录出的抄本。《永乐大典》为明代初年由皇家主持编写成的一部大丛书，凡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七卷，计分抄为一万一千九十五册，收书为八千余种。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上距《永乐大典》成书已三百年，大典所收书籍不少已经失散，故四库所收书共三千四百五十一种。其中，就有三百五十八种是由《永乐大典》中辑录得来，约占十分之一（这是章宗祥《铁如意馆随笔》中的统计）。这些录出的辑本自《永乐大典》散失后，已成为海内孤本，十分可贵。而莫氏当年拥有大批孤本的抄本（以宋、元人集部为主），是他的藏书的一大特色。现在所抄到的书目，虽只是一部分，但也可推测莫氏藏书的旨趣。

莫友芝、莫祥芝兄弟于清同治间，崛起于西南，而在东南人文荟萃之区，卓然以藏书名家。同时，又在目录、校勘辑佚学的研究上著述精审，名重国内。如今，其所收藏早已成为过眼之云烟。但其所收的文献资料，偶有残篇断简留存，于学术文化大有裨益。

杨祖恺（1915-2010），出生于贵州遵义 ，精于隶篆，省内名胜古迹均有墨迹存世。1980 年后参加地方史志编纂、古籍整理等工作，曾任贵州地方志编委会特约编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等职，1985 年受聘省文史馆馆员。出版有诗词联文合集《将就斋杂稿 》，遗著有《且闿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