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己能让，凡名誉、地位、利益，与人相涉，退避不争。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王燕玉

由三国至唐末，是我国书籍发展的第二阶段。形质以纸卷代替了简策、缣帛，方法仍是手写。后段已使用雕版印刷术，尚未大行，故称手写卷轴时期。

魏、晋、南北朝政局长期分裂动荡，而我国文化仍曲折上升，当权者恒采取重视文化措施，拉拢士人。名门豪族兴起，各民族间接触频繁，外国佛教传入，语言文字交译，种种新事物刺激人们的思想，产生新的学术、艺术。因此，纸的产量加大，质量提高。这些社会条件推动书籍进展，公私藏书明显增涨。

西晋初年，朝廷藏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永嘉之乱散逸。个人如张华有书三十车，范蔚宗有书七千馀卷。东晋南朝几次集中，至梁武帝为盛，文德殿藏书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华林园藏佛经未计。梁元帝在江陵聚书七万馀卷（一说十四万卷），兵乱自烧。任防个人藏书亦达万卷，“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北方各朝藏书较少，然北凉沮渠蒙逊曾令阚驷领头校书，北魏孝文帝遣使臣借书于南齐，北齐高氏命编类书《修文殿御览》，可见也重视。

隋、唐二代，聚抄书规模宏大。隋文帝向民间搜求异书，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每卷赏绢一匹。召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省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宫中，馀以实秘书内外阁，凡抄三万馀卷。复在京师（今西安）、并州（今太原）令抄一切佛经置于寺院，共四十六藏（一藏即一部《大藏经》）十三万馀卷。另抄一部藏于秘阁，大大超出中国书籍。群众受其影响普抄佛经，故《隋志》说，“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炀帝又把秘阁藏书限写五十副本，藏洛阳观文殿东、西两厢，共抄八万九千多卷；西京嘉则殿藏书达三十七万馀卷，经隋末战争还剩下八万卷。唐代太宗早令抄书，至玄宗特设修书院抄校，每月供四川麻纸五千张，每季给上谷（今河北北部）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年予河南郡兔皮一千五百张取毛制笔。所抄四库书籍，长安、洛阳各藏一部，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置知书官八人分管，后毋煚重编《古今书录》，凡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卷，即一部的卷数，而佛、道书九千五百多卷不在其内。安史之乱，散亡殆净。文宗时，又令人抄书五万六千多卷，分十二库藏于长安宫里。私人藏书如韦逑二万卷，苏弁二万卷，李泌三万卷，柳公绰万馀卷。

甘肃敦煌东南千佛洞，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修理洞窟发现一封闭的暗室，打开看到堆满一捆捆古纸卷，堆高约七八尺。他不懂得这些宝藏，渐被英国来的斯坦因，法国来的伯希和，俄国来的鄂登先后查觉，以购骗和盗窃手段，陆续弄去伦敦、巴黎、彼得堡。这些宝藏为五世纪至十世纪间的遗物，有少量织绣、拓片、版画、绘画，及雕版印刷纸卷书，大量手写纸卷书。大致十一世纪初年，防避兵乱封存，究竟若干，迄今尚无确数，估计不下四万卷。待我国有关方面得知，只剩八千多卷。宣统元年（1909年），由清政府令人送京师图书馆保管，以后不断收增，现已超过万卷。这大批书种类繁富，专籍佛经占多，馀为道经、儒典、文字学、地志、医书、小说、通俗词曲、唐代俗讲；杂什则有诗、词、小曲、短文、信札、帐簿、历书、户籍、契据、状牒、占卜等等；而写用的文字，以汉文居主，另有西夏文、藏文、印度文，古代中亚的怯卢文、康居文，西域的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丰盛极了。单说手写纸卷书，估计不少于二万五千卷，而敦煌不过是边远地区，内地藏书不难推断，证明这一阶段中国书籍发展已很惊人。

王燕玉（1923-2000年），贵州遵义县人。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遵义第四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评为副教授，1988评为教授。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出版了《贵州史专题考》《中国文献综说》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参与编撰《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