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是他们教我们仰望星空，追随真理和梦想；脚踏实地，坚守勤勉与担当。今天是教师节让我们向老师们说一句：谢谢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你曾经遇到一位好老师，无疑是幸运的。他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老师们不仅教授知识，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今天《九味书屋》为您讲述“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师生情”。
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了沈从文的学生。在这之前，为了备考，他住进了一所幽静的庵堂。除了必备的教科书，还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来他说，正是这两本书定了自己的终身。
那时沈从文正当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不过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很难有人看上他的。虽有胡适、梁实秋、巴金等人的青睐，但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到底根基不牢，底子单薄。最瞧不起沈从文的，当属恃才自傲、狷介无比的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 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有一次为避空袭，大家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时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之色:“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你干嘛跑啊？”
因沈从文不善辞令，湘西口音又重，在西南联大选修沈从文课程的学生不多，坚持来听课的大概也就七八位，其中就有汪曾祺。沈先生的三门课，他都跑去认真听。只要在校园里见到沈从文，他总是谦恭地退立一旁。据汪曾祺回忆，沈从文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巧的江湖气。讲的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当时的汪曾祺，十八九岁，在众人眼里，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文艺青年，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了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也许，他命中注定就是沈从文的学生，跟他一样，沈从文也有点“丧”，按梁实秋的说法，是：“讲话细声细气，见着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但这个站在讲台上，没有丁点教授腔，自称是“乡下人”的腼腆书生，以他驳杂有趣、谈天式的讲课方式，深深打动了年轻的汪曾祺。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至真至纯。
多年后，汪曾祺大器晚成，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开始提笔写沈从文的作品，写沈从文这个人，写了一篇又一篇。他用心记下先生的点点滴滴，让读者穿越时空的风尘，触摸到一个温暖的灵魂。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因战乱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在学生作业后面写非常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原作还要长。学生交了作业，他不简单评价好和不好，而是找来几篇类似作品，让学生去体会，去借鉴。他鼓励学生们多读书。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们，多半手上都有他的藏书。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是一把糊涂账，他从不计较。有一次汪曾祺去老师家里，发现他为了防止超重节约邮费，把学生习作的原稿纸边裁去，汪曾祺这才意识到，老师“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1943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后来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了，他情绪异常低落，给沈从文写信，说自己想自杀。性格温和的沈从文一反常态，回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支笔，怕什么！”嘴上很凶，私下却四处写信给朋友，为汪曾祺找工作。沈从文还让汪曾祺带上举荐信，去找上海的李健吾。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对汪曾祺有所了解，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给老友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现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滴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在信中为他钟意的学生打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多了。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常有人说沈从文天真不通世故，真是可笑。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又是行伍出身，他对那点世事早已明察秋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但是在“世事洞明”之下，他选择用天真来回应一切。这是人世间，最高贵的活法。因他的赤诚，另一个赤子才得以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保全自己的心灵和才华，以一手温雅清新的文字惊艳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