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前期走马灯式当上贵州省长的人物中，周西成是最充满传奇色彩的一个。这个桐梓系军阀头目尽管只活了37岁，却在贵州历史上留下了远比其他军阀大得多的影响。至今仍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关于他的疑问，其中包括：周西成是一个军阀，他死后为何全省81县长官都题字相赠？周西成委任下属，为什么要官员都到城隍庙去赌咒？当年周西成用哪一招就让人贩子消失，他是如何做到的？周西成是封建军阀，为什么他主政贵州“很得民心”？类似的疑问还有很多，自然不少都来自道听途说，多是由于对20世纪初贵州军阀统治那段历史缺乏了解。

我们说周西成这个人物充满传奇色彩，主要缘于他与同一时期叱咤于贵州政坛的其他人不同，既没有旧官僚背景，也不属富绅豪门。这个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出生于桐梓县黑神庙的普通人物，从曾祖父到祖父都靠务农为生，直到父亲周廷燊时，家境才稍有起色。少年周西成曾进入桐梓县公立明德两级学校就读，但按《周公西成荣哀录》的说法，好不容易靠姑父熊兆当校长的关系得到读书机会，“然（周西成）又不肯就学”，最终连小学都未混毕业。就凭他这点学历，和那些要么进过高等学堂，要么毕业于讲武堂、陆军学校，甚至到日本留过学的上层人士比起来，还真难同日而语。但周西成却偏偏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最终当上贵州省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开创了为期10年的桐梓系军阀统治。

周西成

周西成名周世杰，号继斌，西成是其字，因以字行，众人习惯上便以周西成相称。16岁时，周西成与其表弟兼妹夫毛光翔相约投军，先在清军新兵营中当士兵，辛亥革命后转入革命军，在都督杨荩诚的卫队部当一个副目。杨荩诚率队北伐时，周曾随军进入湘西。滇军入黔颠覆贵州军政府，周西成所在部队返贵阳后被遣散，但周西成却通过一番活动，得以少尉资格进入贵州讲武学堂。之后，凭着他的聪明机变，竟从巡防营哨官混到了陆军第三团三营连长。

护国战争中，周曾随戴戡入川，成都巷战中营长黄道彬负伤，周西成率全营“协守（成都）皇城13昼夜”。返黔途中，周西成收容各部散兵数百，遂于1920年得升任为营长，算是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以这一营兵力为基础，周西成开始竭尽全力扩充实力，网罗亲信。对于他这种没有政治背景，又无军事靠山，却又野心勃勃的人来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同乡、同学或亲戚关系，将一批精明干练的人拉拢在自己身边，抱团发展。于是，在护法战争及兴义系军阀新、旧两派内斗期间，周西成见风使舵，抓住机遇将自己从营长变成了第一混成旅旅长，并将毛光翔擢为团长，王家烈、江国璠以及犹国材均任连长，而这些人的籍贯都是桐梓。

桐梓系军阀的初具规模，是在滇军二次入黔，袁祖铭被迫退走四川期间。从当时的形势中，周西成感觉到贵州民众对滇军极为不满，曾计划组织“靖黔军”打到贵阳夺权。但他所收买的黔北巨匪罗成三部在途中变卦，周西成虽将罗部击溃，获其两团人马，却因滇军的大举反攻，不得不放弃占据遵义的计划，退至四川綦江。周西成的此番“靖黔”虽未得逞，却壮大了实力，笼络了军心。就在“靖黔”过程中，周西成强调：“本军的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我们必须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这一通俗口号深得各级官佐之心，队伍由此牢牢攥在他的手里。借此机会，周西成在高级亲信中排定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这种宗法式的承袭安排，虽不似封建时代帝位的父子承袭，但在近代历史上却也属绝无仅有。

周西成是一个封建色彩极其浓厚、但又热衷于近代事业，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统治欲望却极强，满脑子宗法观念、十分迷信鬼神的旧军阀。他自16岁投军起，便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改变自身的卑微地位，登上权力的高峰。为此，他绞尽脑汁在权海中钻营，一步步向上爬。

即使在拥有一定军事实力、已牢牢将一批桐梓人束缚在自己身边后，周西成仍不断派人与袁祖铭联络，欲将袁作为靠山。被袁祖铭拒绝后，又转投四川有陆军中将头衔的石青阳，最终被石委任为川东边防军第二师师长。与此同时，周与支持滇军的熊克武一直保持着联系。1923年，熊克武攻占重庆，成为四川的实际统治者，当即任命周西成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第二年，熊克武战败，失去依靠的周西成只得率部退到黔北赤水一线，以待时机。

驻军赤水期间，周西成的军事力量已经十分可观，达到了足可与贵州境内其他武装争锋的程度。有了一片立足之地的周西成，以赤水为其主政的实验地，开始施展心中抱负。除了大修师部营房以壮声势外，先后采取了清匪缉盗以安定地方、鼓励运盐贩烟以增财力、修路购车以改善交通、设厂造枪以扩充军事实力等举措。周在赤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几乎将其心中所想，包括铸造钱币、建厂发电等都在当地试着施行了一遍。后来当上贵州省长后，他在全省推行的政策、采取的行动，简直就像在赤水所作所为的放大版。

川战结束后，鉴于周西成已拥有黔北、黔西北地区，袁祖铭派人与周西成联络，周顺势就过去种种“慨然自承其咎”，并与袁结成儿女亲家，博取其器重。于是，1925年12月滇军退出贵州后，袁祖铭通过北洋政府委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的同时，将他委任为贵州军务会办。彭汉章因不孚袁祖铭所望，省长只当了一个多月，便在1926年1月被袁撤换成军务会办，省长一职改由周西成出任。从16岁从军算起，混迹贵州军政界17年的周西成，终于得偿所愿。

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正式在贵阳就省长职。实现政治野心后的周西成，自认为羽翼丰满，无须再仰人鼻息，决心不遗余力地将一切非桐梓势力赶出贵州，建立以他为首的桐梓系一家天下。这在他对待广州政府出师北伐及国民党派人到贵州建党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周西成曾欣然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第九路总指挥的任命，但他对来自广州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软抵硬抗，只想着将贵州变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周氏王国”。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派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三人到贵州指导筹办党务。尽管周本人早在1923年就曾加入过国民党，却丝毫不想让国民党势力染指贵州事务。据相关回忆录记载，周疑心张等三人来黔另有阴谋，勒令交出密电码，不但将张、李二人拘捕拷问，还将李益之暗杀于贵阳螺丝山。之后，国民党再派人到贵州筹建党事，仍被周西成以“贵州一切未上轨道，地方秩序尚待整顿”为由，将这批前来筹组建党的大员礼送出境。

周西成在贵州当政3年，政治上唯我独尊，独断专横，推行的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家长式统治。在其任上，对进步力量的打击压制毫不容情。即使是驻军赤水期间，被他以“招贤”之名礼聘而来的黄齐生，也因支持遵义第三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组织“三三一救援会”，也被周西成以“接近共党嫌疑，主张自由恋爱”为由下令解职，并加以通缉。贵阳达德学校师生积极追求进步，被周西成下令严加钳制，由于师生拒不接受乱命，学校最后竟遭强令解散，在周西成执政的几年中一直未获恢复。

严控军队始终是周西成的重中之重。按其规定，桐梓系各营部队一概直属于军部管辖，各师、旅除保留护卫一连外，手下并无可资调遣的兵卒，遇有战事则临时由周西成调拨队伍供其指挥。文职官员的任用，凡县、局职以上者都须经他本人最终审定，目测认可后方授予委任书。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有一条不可违的硬性规定，即非桐梓人不用。一篇名为《辛亥以后二十五年间贵州军政概述》的文章写道：“（周西成）把桐梓县能识字的人都拉出来做了官，乡间要找个能写信的人都找不出了。”这当然有所夸张，但也是对周西成封建宗法观念的一种形容。当年的小报就曾刊有“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的对联，用以对周西成当政时期“任人唯同乡”进行嘲讽。

“两面性”在周西成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许正是若干年后，社会上总存在着对周西成各种不同评价的原因。

对于周西成这个人，有一种现象很让后人费解。他是一个满脑子封建传统观念的当权人物，却对近代新生事物充满浓厚兴趣，并将其兴趣付诸实践。直到贵州解放，贵阳城北仍有铜像台，保留着周西成的立式铜像。后世之人对周西成的评价总是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否与他当政时的许多作为有关？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不得不说周西成在促进贵州近代化、发展近代交通与工业方面，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周西成入主贵州时，彭汉章的懦弱导致“将骄兵悍，中枢失驭，防区俨同割据，政令不出省门；加之盗贼蜂起，殍饿载道，商旅畏途；以草根食尽之小民，犹日罗掘以供军米，以堂堂最高行政之省署，乃时贫乏几至断炊”。面对满目疮痍的省情，周西成上台后，第一件事即整顿贵州财政、兴办实业。因其办事雷厉风行，几年下来，局面确有改观。为改变前任金融上的随意胡乱，他在设立总金库的同时，设立度支处、经理处以掌支付，从而摈弃了历年积弊，实现了财政统一。

财政是兴办实业的基础，紧接着周西成选址于贵阳南门外，着手筹办贵州第一座发电厂。1927年成立贵州电气局，次年建成电厂发电营业。此外，周又兴办造纸厂、造币厂，设立矿务局发展采矿业。几年下来，铜仁的大刺洞朱砂、安南（今晴隆）的锑矿都办出了成效。1922年，中华全国道路协会成立，各省在其号召下开始兴修近代公路。周西成抓住这一机遇，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成立路政总局，直隶省政府，主持修筑贵阳市马路及各县公路事宜”。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原举步维艰的贵州，总计建成近代公路1012公里，主要有贵（阳）铜（仁）公路、贵（阳）平（平越，即今福泉）路、贵（阳）赤（水）路、贵（阳）安（顺）路、贵（阳）南（广西南丹）路等干线公路及贵阳环城马路。尽管这些公路大都异常简陋，却已是贵州交通迈向近代化的开端。

当然，周西成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以纾民困”，而是出于巩固桐梓系统治的需要。但经过这番努力，贵州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面貌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改变。这是不能不给予客观评价的。

1927年，唐继尧病死，云南发生胡若愚、张汝翼为一方，龙云为另一方的争权斗争。周西成向胡、张靠拢，龙云则与四十三军李燊部联合，形成滇、黔两省军阀混战局面。李燊原系袁祖铭部下，袁死于常德后，所部被编为四十三军。1928年秋，驻扎鄂西的李燊与龙云相约，出师进攻贵州。李燊军与王家烈所率部队在黔东激战，一度取得胜利，进至贵州定石门坎一线，后在桐梓系集中优势兵力反击下，兵败退走云南。这期间，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周西成联桂反蒋，蒋遂将李燊部编入龙云的第十路军，滇黔之战再度爆发。此战中，周西成亲自率军赴镇宁支援，结果在关索岭中弹负伤。5月22日，周西成由部下抬过打邦河时落水，死于激流之中。

周西成死后，桐梓系军心涣散，败退黔北。李燊趁机率部占领贵阳，并被蒋介石任命为贵州省主席。只是他的统治时间太过于短暂，仅仅18天。不久，云南内战再起，滇军撤离，退走遵义一线的毛光翔、王家烈大举反攻，政权又重新回到桐梓系军阀手里。

尽管按照周西成生前的安排，毛光翔顺理成章当上了省主席，但没有了精明强悍、野心勃勃的周西成，桐梓系已不可能再现昔日辉煌。这之后，随着内部矛盾的不断加深，争权夺利、兵戎相见成了桐梓系集团的家常便饭。毛光翔上台未几，当年随同周西成一同起事的熊兆，便以毛“才能平庸，难当大局”，开始与之展开明争暗斗。王家烈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毛光翔步步紧逼，江国璠则企图借军官学生团毕业典礼之机发动政变。

周西成与李燊之战给蒋介石控制贵州提供了机会。毛光翔刚刚上台，蒋介石即以“周李两军冲突情况复杂”为由，派遣李促公、何辑五为特使到贵州。何、李二人的一番活动，不但无济于安定地方，反而加剧了桐梓系的内部冲突。1932年以后，蒋介石已经能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渠道，直接影响贵州局势。1932年爆发的王家烈、犹国材之战，打了2年多，最后以犹国材的失败告终。这场战争成了桐梓系集团维持贵州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次挣扎。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蒋介石已实际上控制了贵州政局，至于何时彻底铲除桐梓系势力，代之以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也就只是时机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