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需要时刻回望的。无论个人、地区和国家都不能例外。

贵州是古生物的乐园和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这已经成了定论。撇开这一段历史不说，步入文明社会后，因区位及地形地貌的特殊性，贵州历史发展的轨迹，明显地与国内许多省（市、区）不同。

先秦时期，自商周起，贵州境内便先后出现了鬼方、牂牁和夜郎等一些以今贵州境为主体的方国。从春秋到战国，当中原地区争战不休的时候，大山的屏蔽反而使贵州高原显得相对安宁。这些方国的当权者，无力参与逐鹿中原，便老老实实地管好治下的民众，利用自然条件发展生产，利用通道地位与周边的族群交往，过着与中原各大国政权并存的日子。那时候也有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想把手伸向贵州，楚顷襄王就曾派大将庄蹻率军灭掉了位于黔中的且兰古国。但真正在贵州境内设置起郡县，却是在秦汉以后。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800余年间，今贵州境基本处于郡国并存状态。既有由中央政权设置的郡县，又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即所谓的方国。谜一样的夜郎是西南夷地区最大的地方政权，与它同时存在于今贵州境内的地方政权，除位于黔中的且兰国外，其他如位于今遵义、桐梓、绥阳一带的鄨国，位于今习水、赤水、仁怀等地的鰼国，位于今威宁等地的莫国，位于今独山境内的毋敛国，位于今黔西南与云南、广西交界处的漏卧、句町等，都系夜郎的属国。

位于黔中地区的古且兰国与夜郎出现在同一时期，是贵州古代史上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对象。通过对且兰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大体认定古且兰的范围在今贵州都匀、福泉、黄平、贵定一带，中心在黄平与福泉之间。战国时，楚、秦两国争夺黔中地，楚顷襄王派将军庄蹻率军西征，欲前后对秦夹击。楚军溯沅水而上，入黔后弃船登岸，与且兰国军队发生激战。且兰在与楚军的对抗中战败（一说被灭），其后又再度兴起强大。汉武帝平南越时甚至欲借且兰的军队出征助战，因且兰君“恐远行，旁国掳其老弱”，拒绝汉王朝的要求，汉军在平定南越返回时，便趁势将之剿灭。如果从战国中期算起，古且兰国的立国时间当在200年以上，其在秦汉之际的影响，应该与夜郎一样深远。

唐代以前的贵州，境内既有若干方国，又有从秦汉中央王朝开始设置的郡县。秦统一天下，分全国为36郡，其时贵州虽在象郡范围内，大部分仍属夜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置牂牁郡，下辖且兰、平夷、毋敛、谈指、同并等17县。这些县或是原来的方国，或是以原有的部落为基础设置。直到南北朝时期，贵州高原依旧是郡国并存，处于两种制度管辖之下。

隋唐以后，贵州历史进入了羁縻州与经制州的并存的发展阶段。羁縻州是唐朝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一种特殊行政设置，是秦汉以来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若即若离”关系的制度化。因为有了羁縻州，唐代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吏进行管理的州，习惯上被称为“正州”，又称“经制州”。从唐开始直至南宋末年，今贵州境内一直保持这种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的局面。唐宋之际，贵州境内设置的羁縻州共有50个之多，大部分在乌江以南地区。

两宋王朝秉承历代直接与间接管理并用的手法。地方建制分为路、州（府）、县三级，但羁縻州仍在进一步发展，仍保持有数十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思、播二州。

元朝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制度演变的一个分水岭。元统治者除产建立了行省制度外，又在总结历代民族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延续数百年的土司制度。以后，唐宋以来的羁縻州制便逐渐被由宣慰司、安抚司、蛮夷长官司、军民总管府等一类机构组成的土司统治体系所取代。整个元代贵州地区几乎都在土司制度的统治下，较大的有在今省境中部地区的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于北部地区的播州宣慰司、设于东北部地区的思州宣慰司、设于西北部地区的亦溪不薛宣慰司和乌撒乌蒙宣慰司等。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在顺元城（今贵阳）。

明王朝建立伊始，各地土司为巩固自己的既有特权，纷纷归附输诚。明政府根据这些归附者“有土有民”的情况，宣布“凡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同时，陆续制定出一套关于土司承袭贡赋的规定，使元代开始的土司制度得以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到明成祖永乐年间（1402-1424年），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密布，仅贵州境内的土司就有数百个之多。为加强对贵州的统治，明政府还在贵州广设卫所，大兴屯田，贵州几乎成了中央政府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验地。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决定废除思南、思州两田氏土司，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设贵州布政使司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随着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界于湖广、四川、云南之间的贵州行省正式诞生。贵州建省结束了中央王朝实行宏观间接统治的历史，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加强了贵州与中原和其他省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揭开了贵州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在明朝前期的百余年中，贵州的交通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移民、商人、工匠纷至沓来。随着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贵州，先进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逐渐传入，贵州开始一步步摆脱原始农业状态，逐渐确立起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下令府、州、县和卫所都要兴办官学，各地又纷纷创办书院、社学和义学，贵州的教育在明代以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明朝开始，贵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逐渐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

清朝统治的267年，是贵州历史上变革剧烈的时期。这一时期里，先是消灭了曾“定都”于贵州安龙的残明永历政权，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接着，又调整省际疆界，于雍正年间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设立起“苗疆六厅”，统一了国家的行政区划。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贵州。这年11月3日，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组成的自治学社，发动贵州陆军小学和新军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起“大汉贵州军政府”。但这个政权仅仅存在了3个月，便在宪政派人、各种反动势力和入黔滇军的联合进攻下遭到了颠覆。

甲午战争以后，要求维新变法和提倡“西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地处偏僻的贵州却率先将旧式书院改为经世学堂。1898年的“百日维新”运动中，贵州有95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签名，占全部参加上书举人总数近1/6。19世纪70年代以后，贵州封闭式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建成了本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型近代工业企业——青溪铁厂，但这个铁厂开工仅及一个半月便因各种原因陷入停产状态，

从1912年到1949年，贵州历史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时期。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转折。

红军在贵州的活动，提高了贵州各族人们的觉悟，贵州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红军。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人组成。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抗日战争中贵州人民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中，贵州各族人民掀起了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贵州的反动统治，取得了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