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贵州作为大后方，成为文化教育迁转的庇护所。大批高等院校如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及部分军事院校迁入贵州，形成文化西迁浪潮。
其中，浙江大学于1940年西迁至遵义、湄潭办学，在黔七年取得丰硕教育成果，被誉为该校“最光辉的七年”，不仅保护了竺可桢等著名教授和科学家，更培养了李政道、程开甲等栋梁之才。
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共计3467部、42536册为避战火运抵贵阳，先后秘藏于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威清路张家祠堂及鹿冲关地母洞，历时6年零8个月，在多方守护下完好无损。
贵州还庇护了郭沫若、茅盾、闻一多等知识精英经转贵阳，并保护了故宫博物院南迁的80箱1022件国宝，这些文物于安顺华严洞隐匿近六年，终得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