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因其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成为学术界长盛不衰的研究对象。数不清的论著、回忆录由表及里，研究不断深入。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从宏观上对五四运动进行探讨者多，研究京、津、沪等运动中心的著作多，而对五四运动在贵州这类被视为“偏僻落后之地”的情况却涉及较少，这颇有些令人感到不足。

其实，经过辛亥革命陶冶后，整个西南地区的革命氛围并不次于中原与沿海各省。这从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5年底开始的护国战争中云贵、两广、川湘各省的表现即可清楚看出。尽管在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由于消息传递的延迟，西南诸省运动的起势虽较为迟缓、先后不一，但各省爱国群众，尤其广大青年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爱国热忱，并不逊于其他地区。西南各省的爱国斗争不仅壮大了由北京学生开始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而且是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都分。

贵州素受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所困扰，辛亥革命的爆发，使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尽管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大汉贵州军政府”仅维持了3个月即被唐继尧率领的滇军以武力颠覆，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对新思想的渴求和探索，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1915年9月以后，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吸引了众多贵州知识分子，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共鸣。一些报纸开始登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文章，学校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内容，白话文、白话诗歌经常出现在报刊上，话剧作为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开始登上戏剧舞台，各种标榜新思想的社团如“少年贵州会”等纷纷建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使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僻处西南的贵州，同样受到了这场革命的影响。最先是官方的《贵州公报》 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披露了俄国革命的消息，接着《铎报》也连载了《俄国过激派与德国之关系》的述评。这些报道虽然明显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但其中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等一类文字，毕竟给当时的贵州人带来了新的信息，客观上拓展了人们的眼界。不久，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及《国民》等进步刊物先后传入贵州，影响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使他们对民族觉醒、民主政治和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这一切，正是贵州继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之后，掀起反帝反封建爱国浪潮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向各省发出通电，但由于统治当局极力封锁消息，加上通讯手段落后，贵州爱国青年未能迅速对北京学生的行动作出响应。直到5月下旬，贵州各报开始报道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贵州公报》并以《不宜乱杀学生》为题发表专文后，各校学生纷纷起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斗争， 从而揭开了贵州五四运动的序幕。贵阳各学校、各社团先后以不同形式发表声讨北洋政府卖国、反对巴黎和会的声明，并在各校间进行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当时，负责“少年贵州会”的何应钦与张彭年等人，也出面表示反对贵州省议会、警察厅干涉学生运动，显示其与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旧派”军阀政治观点上的不同。

5月28日，爱国学生联络贵州各界成立贵州国民大会筹备处，决定正式召开国民大会成立大会，作为统一领导全省各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机构。国民大会成立的6月1日，各界群众数千人齐聚梦草公园（今中山西路中段）光复楼前。会场四周贴满了寓意画、对联和警句，高挂着山东、青岛地图。悬挂在光复楼前的两副对联尤为引人注目，其一书：“鲸吸东溟，回首中原方逐鹿；鳌断西极，伤心此日说亡羊。”另一副书：“朝避虎，夕避蛇，安得亿兆同心，效田横五百人长埋海岛；海如带，山如砺，莫使典图变色，降燕云十六郡终古沉沦”。

成立大会于中午12时开始，会议主持人首先向与会人士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号召与各省一道发起国民大会，以挽救国家危亡。接着各界代表先后登台讲话，一致要求以实际行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挽回外交失败。国民大会除通电抗议巴黎和会外，还通过了致广东军政府国会及各省各界电、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电——要求力争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和其他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要求保全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会后，学生们手执写有“不还青岛死不休”“声讨卖国贼”“力争主权，发扬民气”等口号的三角小旗，以校为单位走上街头游行和演说。沿途市民纷纷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队伍从开始时的3000人扩展成万余人的游行大军。人们挥动标语，高呼爱国口号，怒吼声震撼着山城。为了支援青年的爱国行动，一些群众自发将日货销毁，不少商店歇业。广东街（今中华北路喷水池至黔灵路口段）一家理发店的歇业启事写道：“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路人观此，无不动容。

6月底7月初，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的代表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先后到达贵阳，在贵阳各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倡议各校筹备成立全国学联贵州支会，作为统一领导全省学界反帝爱国运动的机构。7月6日, 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由法政学校学生代表主持。会上，主特人陈述了支会成立的宗旨，全体学生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及全国学联的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达德学校负责人也登台致词，代表贵阳各校教职员和各界群众，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壮举，认为 “中国内政不彻底改革，外交终无挽救之希望。” 最后，大会宣读了学联贵州支会的宣言书。宣言书号召全省各界“努力同心，直前勇往”“锐意振兴，降心讲究，务使民气振作，国耻渲泄，国权伸张”，为匡时救国尽最大努力。宣言书最后写道：“一鼓三军之气，铲百山以立马，翻青海以洗兵。提挈日月，叱咤风云，请看他日之舞台，竟是谁家之绝技。”这份充满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的宣言书，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

成立大会上，学联贵州支会向全国学联发出通电，表示愿在其指导下，与全国学生一起开展爱国反帝斗争。大会在致省商会的呼吁书中，要求全省商人拿出中国人的良心，迅速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在学生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不少商人当场表示：若只为赚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即是万劫不复的奴才。成立大会当天，学生们从梦草公园出发，经公园路、城隍庙、铜匠街到北门桥，然后沿大街转向大十字和大南门方向举行了声势空前的示威游行。

学联贵州支会成为全省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后，贵州各界群众的斗争逐渐向有计划、有组织、有统一指挥的群众运动发展，斗争的浪潮从省城推向各县。息烽县学联分会每逢赶场天即分赴各乡集镇宣传，一连坚持数月。毕节县各界群众组织醒民社，四处散发传单，痛斥“日人之横暴”，表示“虽僻处穷山”，也要“毅力而起与抗”。位于黔东南的古城镇远，爱国运动迅速掀起，沿舞阳河的街道上，青年学生搭起了一座座演讲台，利用赶场天向群众宣讲“二十一条”和《巴黎和约》中有关条款对中国的严重危害。一名高小学生当众刺破手指，血书“誓与山东青岛共存亡”九个大字，以表达自己不甘帝国主义侵略和对北洋政府卖国行经的无比愤怒。在黔北，遵义中学堂30多名学生于6月19日宣布罢课。次日，遵义女子师范学堂、模范高小，正本、冲维女子两级小学及私立养正小学、育成小学等校200多名学生也举行罢课。爱国师生还组织集会，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 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学生的影响下，遵义一些工厂的工人罢工，全县18个行业80家以上商店罢市。

7月中旬以后，广大热血青年在许多县掀起了抵制日货高潮。各地爱国商人还成立了贵州国货维持会，规定一律停止买卖日货，如有违犯者，货物没收销毁，人则以奸商论处。当时的四川《国民公报》曾报道抵制日货运动中，日商在贵阳所开商店被冲击的情况：“小林洋行”的橱窗璃玻被群众砸烂，该店最终只得倒闭。对于某些屡教不改，仍偷售日货的商店，学联支会则在其店门贴上“忘祖息宗认侨奴为亲；无廉无耻贩日货害民”之类的对联。一湖南商人偷贩日本仁丹4箱入黔，企图蒙混过关，被学生在鸿斌客栈内查获后，当众运到大南门外焚毁。

五四运动期间，省城的许多爱国学生利用暑假赴各县协助组织学联分会，并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爱国宣传。学联支会创办的《贵州学联三日刊》专门报道各地学生运动的情况。戏剧、歌曲、图书、诗文都成了爱国宣传的重要手段。其中，学生们自编自演以北京五四运动为素材的话剧，非常受广大群众欢迎。由此也可见五四运动中，贵州各族各界爱国气势之高昂、影响面之广大、运动形式之多种多样。

8月中旬以后，由于统治当局千方百计地插手学生爱国运动，并实施破坏，导致了贵州学联支会内部的分裂。加上商界中的一些人对严厉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始产生歧见，各界之间的团结受到了严重影响 ，斗争热情逐渐消退。于是，全省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为各种形式的爱国宣传所代替。

尽管如此, “五四”这场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风暴，始终在贵州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帝国主义和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使革命民主的思想传播到贵州各地，促进了贵州各族各界群众的政治觉醒，更为后来的贵州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