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英国人马克•福赛思《醉酒简史》说，身为高等动物的人，据说是在进化中逐渐获得了饮酒的能力。福赛思说，一千万年之前，人类的祖先从树上来到地面，很可能是为了找寻掉在地上烂熟的果子，这样一来，人类鼻子的嗅觉就慢慢敏锐起来，可以通过酒精气味的引导，发现含有糖分的果子。而与此几乎同时，人类还出现了基因突变，获得了有效分解酒精的能力。

很惭愧，身为“国酒之乡”的贵州人，我其实不善饮酒，根据《醉酒简史》里的理论，应该属于进化得不够完全。

但好在，我很善于讲跟茅台酒有关的故事，最近读大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涉及一段跟贵州、跟茅台的渊源。

一九四一年，杨宪益曾在贵阳师范学院任教，短暂的逗留，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贵州出产的茅台酒也居功至伟。他在自传里写到过，某一次，跟妻子和两个朋友一道，在贵阳城郊的花溪一个朋友家，喝掉了差不多六斤茅台酒，大为尽兴。

此外，当代著名的美食作家唐鲁孙先生，写过一篇《谈酒》，“以我喝过的白酒，山西汾酒、陕西凤翔酒、江苏宿迁酒、北平海淀莲花白、四川泸州绵竹大曲，可以说各有所长，让瘾君子随时都能回味迥然不同的曲香。不过以笔者个人所喝过的白酒来说，仍然要算贵州的茅台酒占第一位”。

他还说：“直到川滇黔各省军阀割据，互争地盘，茅台地区被军阀你来我往，打了多少年烂仗，一般老百姓想喝好酒，那真是戛戛乎其难。民国二十三年武汉绥靖主任何雪竹先生，奉命入川说降刘湘，刘送了何雪公一批上选回沙茅台酒。酒用粗陶瓦罐包装，罐口一律用桑皮纸固封。带回汉口，因为酒质醇洌，封口不够严密，一罐酒差不多都挥发得剩了半瓶。当时武汉党政大员都是喝惯花雕的，对于白酒毫无兴趣，对于这种土头土脑的酒罐子，看着更不顺眼，谁都不要。所剩十多罐酒，何雪公一股脑儿都给了我啦。到此闻名已久的真正回沙茅台酒，这才痛痛快快地喝足一顿。从此凡是遇到喝好白酒的场合，茅台酒醰醰之味仿佛立刻涌上舌本，多么好的白酒，也没法跟回沙茅台相比的。”

另外一位大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在《喝酒的故事》一文里说，上世纪四十年代，自己在重庆碰到一个老同学，约他吃饭，“除了喝大曲，还第一次喝了茅台。茅台的香味与大曲的不同。茅台的香是幽香，而大曲的香则是浓香；幽香沁人，浓香腻人。所以从酒质而言，茅台与大曲虽各有千秋，但在我心目中，却宗茅台。那时在重庆，茅台也是珍品，大凡请客，很少有摆上席面的；少数人小酌，则又当别论”。

女作家陈若曦写了篇《酒和酒的往事》，说自己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北京待了几年，“无师自通”，学会了喝酒，“起先，我只浅尝啤酒和葡萄酒，后来就转入竹叶青和汾酒。后两种不是一般酒铺都有的，于是，为了喝某种酒，有时还得专程上某个馆子叫点菜才行。后来，利用人际关系，也弄来了莲花白和金奖白兰地之类的酒。当然，渴望最殷的是茅台，可就是七年如一日，不见芳踪。我直到快离开内地了，才在人民大会堂吃了一顿大餐，尝到了茅台。那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当时还即席作了有关华侨政策的演说。当时会堂人多，可惜只闻其声，不见人影”。

这可是把茅台都夸上天了。几十年前的作家，肯定也没拿过任何打软广告的费用，的确是出于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