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有一群怀揣着音乐梦想与爱国情怀的青年，以音符为武器，以歌声为号角，在贵州大地上奏响了激昂的抗日救亡乐章。他们，便是筑光音乐会的成员。

1937年4月，“筑光音乐研究会”在贵阳成立。最开始，这只是一个由音乐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团体，以研究乐器、乐谱为主。

“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中共贵州省工委决定改造筑光音乐会。聂奇慧、刘家祥等50多名进步青年加入，其中不乏中共党员和学联负责人，同时由从上海音专毕业、回乡后在省立高中、正谊小学和达德学校任音乐教师的常学镛任艺术指导，教唱轮唱歌曲，“筑光音乐会”有了红色基因。

1937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

常学镛进入筑光音乐会后，首先在会员中教唱《打打打！打打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爱真理！你爱真理！他爱真理！》两首简单、朴实而富有斗争性的轮唱歌曲，从而使这个单纯的娱乐组织开始向抗战文艺团体转化。

在贵阳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活动中，筑光音乐会赶排了5首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在街头演唱。《九一八》用悲壮的曲调叙述了被宰割受凌辱的痛楚；《义勇军进行曲》鼓舞大家奋起抗日；《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进行无情指控；《救亡进行曲》鲜明地提出“建设大众国防”的口号，动员群众“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向”。

1938年，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二一九”学联事件，逮捕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等多名进步人士。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中共贵州省工委才把“学联”成员大量转入“筑光音乐会”，加强党对“筑光”的领导，1938年夏天，“筑光音乐会”成立中共文化支部，随后又建立党小组，从而迎来了“筑光”的蓬勃发展时期。

1937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筑光音乐会积极采用多元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除了举办音乐会、利用电台广播、进行街头演讲以及号召听众教唱抗日歌曲外，还上演抗日戏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举办木刻展览、张贴救亡情报等。当时，筑光音乐会的会员“几乎唱遍了三十年代的全部抗日歌曲”，这些活动极大地鼓舞了贵阳人民投身抗战救亡的热情，同时也有力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激烈战斗，最终取得胜利。消息传来，贵阳人民欢呼雀跃，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为了配合群众的庆祝活动，筑光音乐会在贵阳组织了百人大合唱，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慰劳歇》《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

为团结其他音乐团体，巩固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贵阳抗日救亡宣传的声势，1938年5月，筑光音乐会携手黄钟音乐研究会、达德学校歌咏队等多个音乐团体联合演出，此次联合演出规模盛大、节目丰富多样、内容涵盖广泛，在贵阳民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影响极为深远。

贵阳“筑光音乐会”会员赴花溪作抗日宣传演出

武汉会战时，为支持前方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战斗，筑光音乐会与沙驼业余话剧社联合宣传，在贵阳组织了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

1938年12月，筑光音乐会在贵阳举行义卖音乐会。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为这次演出特刊撰写了题为《前奏曲》的发刊词。贵阳的人民群众热烈支持为难民举行的义卖音乐会，连续两场演出，座无虚席。

1940年初夏，筑光音乐会收到了由延安寄来的全本《黄河大合唱》谱本，大家高兴不已，立即组织翻印、排练。不久，就在中华南路原达德学校门前为群众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极大地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筑光音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盛况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惮。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在一次演出中，被国民党和三青团包围，“筑光音乐会”骨干文三传被抓走。次日，国民党又以进行非法活动为由，勒令“筑光音乐会”解散。为应对这一突发变故，“筑光音乐会”地下党组织决定，及时将部分党员、会员进行疏散隐蔽。这支文艺大军就此四散，在全国各地继续以歌为戈。

筑光音乐会在抗战的洪流中诞生、成长、战斗。它以音乐为纽带，凝聚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力量；以歌声为旗帜，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筑光音乐会”像一颗深埋于贵阳土壤的文化种子，历经八十余载春秋，最终在贵阳街头破土重生。

2023年起，在文昌阁斑驳的城墙下、甲秀楼的飞檐翘角前、黔灵山公园的葱郁林木间，没有围墙、不收门票、人人皆可上台参与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在贵阳蓬勃发展，“爱乐之城”成为贵阳新的出圈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