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学一样，生态文学与公文、新闻等文体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是有情感的。人，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人，一旦接触了外物，必然产生某种感受。情感，是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情感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它是随着人的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流动和变化的。

置身自然，作家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创作的作品就会涌动什么样的情感。可以说，情感激发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动因。面对一棵树时，你看见树里的水了吗？没有。但树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在树体里流动。谁说水是无形的？树长什么样水就长什么样。情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将语言浸润在作品中，通过作品的品质来表现的。毋庸置疑，所有生态文学作品都饱含着作家的情感经历。情景理于一体，是生态文学追求的境界。

我之所以创作《北京的山》，是因为我在北京的山上有过一段时间的生活经历，那段生活经历有我的记忆，有我的情感。我在《北京的山》的后记中，专门讲到我与北京西山的故事。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走生态文学创作之路，33年来，义无反顾，从未放弃。

1989年5月，我被派到林业部绿化基地参加造林劳动。每天猫腰，挖坑打穴，植树造林，幼林抚育，劳动强度之大，只有手上磨起的血泡和茧痕知道。绿化基地角落里，三块大石头支起一口大黑锅，木柴烧得旺旺，锅里炖腔骨飘出的肉香，令饥肠辘辘的我们馋涎横流的情景，我印象清晰。

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爬上山顶，坐在一块青石上，遥望喧嚣笼罩的北京城，然后瞥一眼西山夜幕降临时那些森林的轮廓。西山与北京城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西山的森林与北京生态系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试图理清头绪，然而，终究是茫茫然没有答案。

从生态学角度看，从来没有一座孤立的山，它连着一切呢。地球生态正在发生着改变，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它的许多方面可能变得更糟。在所有影响地球未来的各种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类。我们的思维和观念，我们的行为和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无不对地球产生重要的影响。地球的事情并不广大而遥远——山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

山有自己的黑夜和黎明。地球从不倒转，但地球也有性格，也有脾气。当黎明咬断了黑夜，当时间撕破了空间，地球上便有了蜿蜒起伏的山。

可是，我要说，山与山的差别不是高度，而是情感。

庐山，高耸与广阔兼具，险峻与秀丽相融。人置身于山中，从现世烦恼里解脱出来，一个超越世俗的生命就产生了——仙。我没有见到过庐山的仙，但庐山的仙人洞还在。陶渊明不是仙，陶渊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庐山人。他辞官后，又回到庐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就是庐山。他卧云餐雾，躬耕田垄，他的心是属于庐山的。

李白，一生爱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五次登临庐山，七次登临敬亭山。李白写过上千首诗，我最喜欢的，一首曰《望庐山瀑布》，一首曰《独坐敬亭山》。前者，写出了庐山瀑布的美和气势；后者，写出了人在落魄和孤独的境遇中，山的不弃和慰藉。敬亭山在安徽宣城，高不过三百余米，如今却是江南最具盛名的“诗山”。

徐霞客活了54岁，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写下《徐霞客游记》。流传下来的60多万字中，写山的篇目占了大部分。若论对黄山的情感，没有人能胜过徐霞客。徐霞客登黄山的日子是个大雪天，雪深盈尺。随他登山的只有一个樵夫。积雪渐深，石级愈加险峻。樵夫问他：“先生，此漫天大雪，行路艰难，你上山是要找什么东西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登上光明顶。

光明顶上有一块巨石，石上长着一棵怪异的老松，虬枝横斜，盘根错节。徐霞客爬上巨石，依松而坐。只见天都峰与莲花峰并肩而立，四周一片冰雪世界。向下看去，陡峻悬崖山岭，一览无余。良久，樵夫走到徐霞客身边，问道：“先生，看这漫天大雪，你不在家烧火取暖，围炉煮酒，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却不惜舍身，冒死登顶，图啥？”徐霞客沉思不语。过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是痴人。”何谓痴？情感的极致谓之痴。

当然，还不能说陶渊明、李白和徐霞客就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生态文学作家，然而，对山的那份真情，今天的我们又有几人能与他们比肩呢？

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是否可以说，生态文学则是人在认识自然过程中的情感产物呢？是的，一个人只有对山有了情感，山才能置于他的心中。情感有厚薄，情感有温度，情感无须证明。情感能播撒种子，情感能生长万物，情感能创造艺术，情感也能涵养爱与美。

生命只有一次。人，仅有一次人生。

人一生做一件事情，需要目标和信念。但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做下去的一定是情感。有了情感，创作就不觉得累；有了情感，所有的付出就不计较回报；有了情感，即便在苦寒或者落魄的境遇中，人生也能闪耀出别样的光彩。我想，无论是陶渊明、李白和徐霞客，皆是如此吧。生态文学创作，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