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民国《续遵义府志》的编刊情况及资料价值—

余自舞勺之年，即从乡先辈表伯赵恺乃康师受学先后五年。赵师亲炙于郑子尹之子郑伯更之门，对余讲授史汉及唐宋古文名篇之外，并以程春海传授子尹“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一语谆谆训示，授余以许氏《说文解字》一书，令余逐字研习。

——杨祖恺

民国《续遵义府志》的编刊情况及资料价值

贵州民国时期，有两部“府志”进行续修，一部是《续遵义府志》，一部是《续安顺府志访稿》。其中后一部没有完成，而前一部《续遵义府志》虽几经周折，终于成书，并用雕板刊行，其中字体工美，极具传统线装书的特色，板片保存至今，仍基本完好，这是十分难得的。

《续遵义府志》，是续道光《遵义府志》而续修的，因道光《遵义府志》是西南著名学者遵义郑子尹和独山莫友芝纂修的，在清代全国府志中，有很高的声誉。它之前有遵义军民府知府孙敏政主修的明万历《遵义军民府志》，但久已失传。

清康熙时遵义县令陈暄，又主修《遵义县志》，据记载，书仅数月修成，其内容简率可知，亦无传本。迄至道光中叶，已经历时一百六十多年，郑莫应知府平翰之聘纂志时，为了追述遵义府的地方史实，经一再搜访，始知有孙志和陈志，但也只得残本。所以道光《遵义府志》四十八卷，体例是新创的，资料是大量事后采访的，在他们渊博、深醇的学识基础上，又作了精审的综纂工作，特别是本着戴东原地理派的基本主张，对地理、水道等专篇，作了格外详尽的考证。郑在序中曾说：“地理水道，图经之根，批郤导窾，亦夥言頁（读：yín）陈……”这就可见其纂修的宗旨所在。

郑书成于道光二十一年，下至辛亥民国光复时，已是六七十年，按清代六十年一续修地志的周期又到了。民国反正以后，麻哈（今麻江县）周恭寿（字铭久）于民国二年三月，任遵义县知事（其时遵义府还未撤消，周由贵阳中学堂监督调任，还有人称他为周太守）。

周在遵义任官，当时已改变清代本省人不任本省官吏的规定。他到遵后，以为民众实心做事为宗旨，政声很高。而当时地方绅士中，不少前清的进士、举人、廪贡之类以及清末留学人士，经以留学日本的探花杨兆麟等地方人士提请续修《遵义府志》，当即得到周的支持。于是，聘定了以杨为首的十人负责纂修，多人负责采访。经过了三四年，虽没有完全成书，但大部分的资料已经集中，一部分篇章纂就。

护国军起后，周与杨均随蔡锷、戴戡去四川，杨后又去广东任职大元帅府，不幸病逝。知事吕声文曾聘蹇念益（号季常）继，但未就任，修纂中如吴国霖（字泽波）、吕启瀛（字巨山）、杨兆麒，采访中余铣（字鉴堂）、蒋灿、秦三铨、刘恩炬等亦先后去世。此后七八年中，地方政权不安定，军阀纷扰，中经滇军、川军入境蹂躏，修志工作中断若干年。

民国十六年，周西成主黔政后，周恭寿任教育厅长，杨元桢（遵义人）任民政厅长，省府令吾师赵恺（乃康）、贵阳司炳煃（字煜兹，清末曾任遵义书院山长）及安顺人杨恩元（号覃生，前清进士）三人负责就初稿纂修成书。而以赵师总其成，先将资料整理送省。

时遵义县知事为镇远乔运亨，赵师受任后（时在遵义三中任教），与我的父亲杨葆宸（号松岩）同事，又系表兄弟，即约我父亲共同办理。先在遵义老城水井湾口曹季韩旧宅设府志局，由县府派职员二人管理收发，庶务。

赵师与我父亲一面向县府及原任各纂修人收集汇齐志稿及资料，一面定期邀请各纂修人参加对志稿的不完整部分作些补充。当时参加的原纂修人如黎汝怀（字虚甫，清举人）、鞠文熙（字子卿，举人）、刘端棻（字燧棠，举人）、晏怀新（字梦琴，举人）、徐大璠（号焕如，举人）、杨灿英（字致光，举人），还有周沄（字滋畲，举人）、蒋中（字篪谱，举人）也被邀参加。

经过数月的征集和整理，《续遵义府志》原稿大致排比就绪。是年七月，赵师即带着这部原稿到贵阳复命。

当时贵阳遵义间公路汽车初通，赵师搭汽车去时，我父亲有送行诗说：“三百途程一日车，预期两月即还家。为君吩咐东篱菊，元日归来始放花。”

那知赵师去筑后，司煜兹以年老力衰，未就职，仅与杨覃生研究商讨，并作总纂稿的增损润色，并补写各纲目的小序等。故赵师在叙言中有“昕宵屏息，曷敢忽遑。共砚八月，草创粗通”的记载。

赵师因与杨有姻谊，杨论年龄与科第资历都高，又奉命与之合作，故对杨很尊重，又不便催促，实则赵师出力最大。到次年六月，周西成与李燊内哄战死，黔政猝变，赵师仍回遵任教，志稿虽初纂就，刊印仍无着落，又搁置起来。

民国十八年冬，黄道彬以第三师师长驻防遵义，刘松生任黄的秘书，衔黄命向地方人士联系后，再邀集商议地方建设事宜，大家提出修建郑莫祠及图书馆、刊《续遵义府志》及修建遵义驻军营房，并在黔北各县开办彩票（即奖券）以筹募修建经费等建议。

时金章任县长，邀请赵师赓续与杨覃生最后勘定志稿以底于成，同时邀蒋京（为修纂蒋中、蒋灿之弟兄，字念亲）。因我父亲在清末袁玉锡知府任内及民初周恭寿任上均在府署任职，一直未离开遵义，又前与赵师筹划整理原稿工作，也应邀参加。还有詹灿湘（字叙清，詹在成都较久，兼工商业，善理财，对四川刻字工人较熟习）、喻圣域（字界凡，曾任遵义商会会长多年）等组成《续遵义府志》审刊处，分工推定蒋为主持人，喻副之，我父亲负责函牍联系，詹负责财务及刻工安排事务。

书稿既成，主要工作是正书誊写，然后付工刻版。工程浩大，因而任务转入誊写及付刻两个工序。誊写主要是我的堂伯父杨文湘（字泽生，应试秀才时即以善作欧体楷书著名），次为杨炳麟（号稚轩，清廪生亦善书法），又恐当时书写人少，赶不上刻工需要，还邀年辈较轻的刘石如、詹花琪、庞体刚参加，但书写部分较少。

审刊处成立仅一年，我父亲去世，书写与刊板照常进行，但人事多有更迭，黄道彬、金章都调离，蒋在珍、侯之玺、侯汉佑与拓泽忠、李镇坤先后任驻防军指挥及县长，工作进展时速时缓，直至红军长征以后，民国二十五年底始告完成。

《续遵义府志》的刊成，是很有特色的，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方面。

一、在体例上，与道光《遵义府志》比较，基本上为了衔接前志，达到续修的目的，其纲目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前志有的纲目，绝大部分它都有。但前志三十八个纲目，分四十八卷，而它只设二十五个纲目，分三十五卷，字数九十余万亦比前志少十余万字，但其纲目设置，却较为进步。因时代的发展，它已打破旧志的某些束缚了，比如星野即已取消，又前志的建置、疆域、山川、水道考四目，它并为山川附水道一目；古迹、金石并为一目；木政、风俗、驿递、土官、旧志叙录各目，它都不设；把人物、列女、寓贤、方技四目并为列传；另加宗教、法制二目。这样调整后的纲目，是更适合于清末数十年中由封建走向维新的时代特点。

二、重人物资料，此书的列传占了三十五卷中的七卷，宦迹一卷还在外，合计写人物的资料共八卷，约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还多些。还有以事系人的内容，在各目中都随处可见，即以城池附场市、寨堡一目中，如修理遵义城垣、在老城修缮系到杨葆宸、周源章，新城修缮管理，系了张朝辅、方锡纯、余春森等人，其他捍卫地方安全、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如创修寨堡及领导守卫的人，都多能或详或略联系人物的表现，其他各目也不少是人事互见，这一点是值得取法的。

三、经济方面资料的比重，《续遵义府志》中也较大，道光《遵义府志》一样，有赋税、蠲恤、农桑、物产、矿产等五目。其中，如对当时的经济收入，如田粮、地丁、盐税、杂税之类，收集的资料比较多，对教育经费、屠税、地方义仓积谷等，也有较详细的介绍。但对产物的记载，却还是停止在抽象笼统的材料上，而没有能从行业方面展开调查研究，作系统的阐述。这说明当时编纂方志的主导思想，还没有摆脱旧时代方志轻视经济资料的窠臼，尽管它的下限截至清末，当时遵义的商业市场已经很繁荣，那时即有所谓十大富商的兴起与发展，如永隆裕、天全美、王和兴、詹正顺、宝昌仁、三益永……各业大商的兴衰起伏，都极少谈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四、志中附记的资料很多。方志篇目中把有关的资料视其重要性，将个人著作文字等列为附记，以存史料而备考证，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在《续遵义府志》中就常用到。如在《杂记》一目，附有赵恺《记遵义南乡咸丰己未庚申辛酉壬戌之变》、王彝久《记三岔变乱始末》，赵彝凭《记桐梓事》等都是。又如赋税目中，《遵义府县义仓始末》，也是个人著作的。很有价值的地方史料，应该附入，可是文末插入“因志书脱稿有日，爱泚笔而为之记”的话，并署“奂如识（按奂如应为纂修人徐大璠的字）”，这种处理的方法，就有些混淆不清，不合志书体裁了。

五、艺文的资料三卷，志中艺文资料，分著作书目和著作两大部分。就一般府志而言，收录也还是比较宏富，体现遵义一府，在清末的数十年中，仍文风兴盛，著述宏富的地方特点。

六、此志所列纲目，为道光《遵志》所无而新增的有矿产、宗教、法制三目。这三个纲目，是排列在列传、纪年之后，其目的是要突出它的时代性，就是意图把光绪末年变法维新以后的一些政治事件与措施作介绍，这种设想是很有意义的。尽管三目的内容并不是很充实，但从体例来看，还是有创新的。

总起来看，《续遵义府志》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原因是它的续修紧接在前志的后面六十余年，虽经历了沧桑事变，而故老犹存，案牍罕缺。从事纂修者大多未隔代，个别的人如吴国霖，同治十二年即乡试中举，上距郑莫之逝不过数年，典型在堂，规随步趋，上续前踪，集事较易。况参加修纂之人才，都是地方之翘楚，数典则驾轻就熟，撰述亦得心应手，邪许众擎，前后相继，虽经周折，率底于成。

此书的镌板中，如易少荃（名怀艺，曾任旅长）捐银元四百元，以助刊费。一如道光时，我的外曾祖父王青莲，还有唐子方乐捐赞助，亦为当时的盛举。余虽生晚，犹及见父执、师长前辈之昕夕筹商与辛劳黾勉，成此巨编，抚今追昔，仍向往弥深。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今日纂修地方志，又异代不同时，条件更大优于往昔，但继承与创新，仍为修志者所应掌握的主要精神。如何才能完成此一代之伟业，就责在我们这一代修志同人之共勉与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