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方当六月中”，当太阳行至黄经120度，“斗指未”，一年中阳气最盛、炎威最炽的大暑节气便如约而至，于公历7月22日—24日“交节”。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诗性宇宙里，“大暑”又绝非简单的节气刻度。古诗文中多有关于“大暑”的描写，但其含义往往是“炎热之极”，并不精准指向大暑节气。如此歌咏，起自《诗经》，《诗经·小雅·四月》有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东汉郑玄《笺》云：“‘徂’，犹‘始’也。四月立夏矣，而六月乃始盛暑。”后因以“徂暑”称盛暑，“六月徂暑”就是说六月才是酷暑炎热时节的开始。晋代夏侯湛《大暑赋》有曰：“乃三伏相仍，徂暑肜肜。上无纤云，下无微风。扶桑赩其增焚，天气晔其南升。”赋作极写“徂暑”之酷热，正是对于“大暑”的生命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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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暑苦热以天地为炉
当大暑降临，在诗人笔下，整个天地仿佛化作了一座巨大的熔炉，万物皆成煎熬之态。这种对酷热的极致书写，构成了一幅幅令人窒息令人生畏的“苦热图景”。北宋文同《大热过散关因寄里中友人》诗云：
六月日正午，大暑若沸镬。
时行古关道，十步九立脚。
烟云炙尽散，树木晒欲落。
喉鼻喘不接，齿舌津屡涸。
担血僮破领，鞍汗马濡膊。
幽坑困猿狖，密莽渴鸟雀。
至此因自谓，胡为就名缚。
所利缘底物，奔走冒炎恶。
尘心日夜迫，欲住不能略。
因念吾故园，左右悉林薄。
昔我未第时，此有文酒乐。
长松借高荫，飞瀑与清濯。
层崖对僧咏，大石引客酌。
畏景虽赫然，无由此流烁。
于今只梦想，欲往途路邈。
所效殊未立，期归尚谁约。
徒尔发短歌，回首谢岩壑。
诗题中的“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县西南大散岭上，为秦、蜀交通要道。文同此诗写自己穿越秦岭古道时，简直把大散关、大散岭写成了炽焰炼狱“火焰山”，把酷热难耐、艰难险阻呈现得淋漓尽致。以“六月日正午，大暑若沸镬”开篇，将烈日下的关道写成了煮沸的汤锅。行人有“十步九立脚”的狼狈，“喉鼻喘不接，齿舌津屡涸”的煎熬，连“担血僮破领，鞍汗马濡膊”的细节都令人如处蒸笼。
南宋郑刚中《大暑竹下独酌》诗中也夸张地说，“隆暑方盛气，势欲焚山樊。”指群山仿佛要在暑热的烈焰中化为灰烬。与北宋文同“大暑若沸镬”之笔法类似，金朝赵元在《大暑》诗中将天穹比作倒扣的炽热炊具：“旱云飞火燎长空，白日浑如堕甑中。”诗句形象如画，旱云飞火，长空燃烧；“白日”炽热，不能直视；且如此太阳居然也正在甑子中被蒸煮，那么赤日炎炎之下，民众的感受又当如何！而仅凭一个“堕”字，也便写尽了直射的阳光如沸汤倾泻而下的压迫感、炙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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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积炎夏”，而细致描摹身体感知的灼烫书写，将“大暑”体验推向了极致。东汉末刘桢《大暑赋》有曰：“其为暑也……赫赫炎炎，烈烈晖晖，若炽燎之附体。”北宋黄裳在《大暑》诗中描述“轻轻丝葛汗如蒸”，单薄夏衣被汗水浸透的粘腻感跃然纸上。“而况小暑之后有初伏与大暑，更添热厉兼昏魔。”北宋徐积《和李自明》诗以骇人的比喻写体感：“骨间赫赤炭丸走，皮上烘炙铁手摩。”仿佛骨肉间有炭火滚动，皮肤遭受到铁手烙烫。最惊心的是徐积接下来说，“有时一屋之内但觉汤火近，不辨镬与锅”——热浪模糊了感官界限，人在居室之中如入烹饪器具之内。
而由人及物，观照众生，文人笔下也写到了生物界的集体煎熬，这也建构了“大暑”苦热宇宙的全维度。如，文同笔下有“幽坑困猿狖，密莽渴鸟雀”，连山间的猿猴与飞鸟都无处逃遁“大暑”之“死亡笼罩”。
北宋孔平仲《大暑》诗云：
泽国已炎暑，夏天仍永朝。
炙床炉焰炽，薰野水波摇。
飞鸟不敢度，鸣蝉应自焦。
可怜花叶好，憔悴苦霜凋。
如此“炎暑”，“炙床炉焰炽”，天地间便简直就是个超级大烧烤架了。孔平仲甚至还夸张地写道：“飞鸟不敢度，鸣蝉应自焦”，空中飞鸟敛翅，枝头鸣蝉声嘶，构成了全方位的暑热窒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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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观物悟道与生命观照
“大暑”熔炉，古代文士的真切体悟如此顺应自然贴近生命，最终冶炼出的便是超越生命的体验与哲思，甚至从酷热体验中升华出对于政治、生死的深度观照，这也便使节气物候化身为哲学载体。
南宋赵蕃《题沈临江邀赐亭》诗有曰：“世将大热比酷吏。”宋末元初林景熙《纳凉》亦有云：“暑如酷吏何当去。”而最早将“大热”与“酷吏”相提并论的是杜牧，中唐杜牧《早秋》诗有曰：“大热去酷吏，清风来故人。”意思是说，现在已经是早秋凉爽天气，极端的炎热退去正如同酷吏离任，而清风徐徐就像好朋友到来一样让人欣喜。《瀛奎律髓》赞赏杜牧此联说：“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风如故人之来。倒装一字，便极高妙。晚唐无此句也。”《初白庵诗评》指出：“自牧之以前，不曾有此句法。”
而杜牧之后，是北宋韩琦最早理解并接受了杜牧“酷暑比酷吏”精巧而又深刻的诗思。韩琦《苦热未雨》有云：
骄阳为虐极烦歊，万物如焚望沃焦。
举世不能逃酷吏，几时还得快凉飙。
韩琦“举世不能逃酷吏”之语，原本的意思便是“举世不能逃酷热”“举世不能逃酷暑”，如此将酷暑与苛政的隐喻同构，自然便达成了政治哲学的维度。而这样的认知有很深远的渊源，东汉王充《论衡·是应》载曰：“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这便是太平盛世“五风十雨”之说的由来，其实质是将气候的异与常与朝政治理、天下太平直接关联起来，更增强了皇帝作为“天子”的神秘、威严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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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子，清代乾隆皇帝极为认可“酷吏比大暑”之说，在六首诗中对此皆有明确言及，真真切切地将自然暑热比作严苛政治。乾隆《月令七十二候诗·其三十五·土润溽暑》中明示：“润而为溽歊无比，湿以成炎郁岂辞。图治欲因去酷吏，静心谁得似禅师。”乾隆《偶见》有云：“于物不忍有若斯，况敢酷吏听用彼，时临大暑思及此。”乾隆《省刑叠去岁癸丑韵》有曰：
大暑去酷吏，请雨宽轻刑。
酷吏今实无，虚名未可成。
轻刑则恒有，宽或解郁蒸。
方称阵雨澍，近复连逢晴。
而这首诗的主旨，是放宽刑罚，天下大赦，并以之向上天“请雨”祈雨。这体现出的当然就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思维，而开篇“大暑去酷吏”之语，更是直接点明了这个延续千年的政治隐喻。
生命是坚韧的，蒸腾溽暑，炉火沸镬，在抗拒困境的视角关注下，“大暑”诗词成为中华文化应对生存艰难的智慧结晶——它教会我们在熔炉般的现实中，如何以诗意的凝视反思自我、改造世界。尽管杜牧的“大热去酷吏，清风来故人”稍显自我，但毕竟有一种说破严酷的天真在打动着世人，在“大暑即中秋”的时空顿悟中，让人们去直视，希冀，奋起，活出生命的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