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根据省工委“八月会议”精神，除进行分散隐蔽活动外，还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军事工作，以武装斗争回击反革命的进攻，于是派邓止戈赴毕节组织武装。1935年8 月，邓止戈到毕节后，重点抓发展党员的工作，使自身力量逐步得到壮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毕节支部，邓止戈任书记，主要抓武装力量的组建工作。

在黔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武装斗争甚为活跃，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艰苦的条件下，转战于川滇黔边；席大明领导的武装在威宁、赫章地区活动；毕节周围还有一批被蒋介石编余遣散的原第二十五军官兵，由于不满蒋介石对贵州的统治，准备东山再起，组织新黔军反蒋。这些地方武装或游击队虽然彼此并无联系，活动方式和斗争目标也不完全一样，但它的存在对国民党贵州政权构成了威胁。

为了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取得联系，进一步发展壮大川滇黔边区的武装力量，1935年10月，邓止戈派地下党员康庆长与余泽鸿领导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取得了联系，要余泽鸿部前来贵州迎接红二、红六军团的到来。但当时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受到敌人的进攻，力量减少，不能突围前来毕节。余泽鸿在回信中谈到了川滇黔边区纵队的情况、活动地点及友军的情况与敌情，说明纵队现在遭受敌人“围剿”，队伍疲惫，力量不足，打算分兵突围等，并把他们所领导的派到贵州毕节组建贵州游击支队的阮俊臣部的情况告诉了邓止戈，从此，邓止戈掌握了阮俊臣这支武装。

阮俊臣，四川古宋人，1932年在黔军二旅任营长，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四川省工委派遣打入黔军内部搞军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斯贞，在刘的启发和帮助下，阮俊臣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接受革命主张。1934年，阮俊臣奉命到毕节地区筹建游击武装，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1935年夏，阮俊臣加入四川刘复初领导的南六游击队，接受中共川南特委的短期培训，被特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奉命回毕节组建贵州游击支队，并被任命为贵州游击支队副支队长。

席大明，又名杨殿辉，贵州赫章人，原系黔军第六师毛光翔部营长。1926年席大明为振兴祖业，趁滇军、黔军混战之机，在家乡拉武装，造兵器，在滇黔边境打富济贫，讨伐土豪。1934年以后到贵阳接受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收编，任营长。蒋介石将黔军第二十五军改编后，席大明成了编余军官，他与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一师任少将参谋长的中共党员黄大陆关系较好，来往甚密，受到黄大陆进步思想的影响，并通过黄大陆的介绍认识邓止戈，邓、黄对席的处境十分同情，向席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蒋抗日主张，还送给他手枪两支，子弹200发，鼓励他“赶快回（家乡）去搞武装，我们正规部队给你当后家。”

席大明返回家乡后，重整旗鼓，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武装，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抗，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由于黄大陆和邓止戈曾一起做过席大明的工作，邓止戈到毕节后，就与席大明联系上了，这支队伍，实际上已经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掌握下。

周质夫，贵州毕节人，原任第二十五军少校参谋。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黔后，他和许多黔军中、下级军官被遣散回家。回到家乡毕节后拉起了武装，打富济贫、队伍发展到500余人。由于他对蒋介石统治贵州，排挤地方势力非常不满。曾在黔军中作军运工作的地下党员杨逸民利用其反蒋情绪接近他，并因势利导,对其开展工作。杨逸民介绍邓止戈与周质夫认识后，邓止戈对周质夫做了大量的工作，周质夫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加深，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手下的500人的武装也为贵州地下党组织所掌握。

至此，贵州地下党组织在组建武装力量，在农村展开武装斗争，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到来的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掌握了阮俊臣、席大明、周质夫部，共计3000余众的武装，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