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贵阳人的性格里，有一种难得的松弛感。
窃以为，这样的松弛感，也是贵阳能成为“咖啡之城”的重要一环。因为，一杯好的咖啡，从选择豆子，到烘焙研磨，再到萃取乃至拉花，都得有点耐心和匠心，讲究个从容不迫。
我其实完全喝不明白咖啡的妙处，但有一个小小的执念，即只要有可能，尽量不去点外卖咖啡。因为，萃取咖啡的美妙味道抵达鼻腔的那种感受，永远不可取代，打包好的咖啡，只是一种提神的饮料，享受并等待一杯咖啡的制作过程，才是我们爱上咖啡的理由。
换句话说，外卖咖啡又或者上门买一杯就匆匆上路，这是当代“社畜”的生活方式，最多算是工作前的预热，又或者劳碌间隙的奖励，甚至还有可能是准备熬夜加班的蓄力。
真的，咖啡还有一部分的魅力，来自于咖啡馆文化本身。
咖啡馆是现代都市的标配，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咖啡馆的起源，可追溯至十七世纪的欧洲。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伯·科尔特斯·阿博特在《欧洲的扩张1415—1789》一书中说，从中世纪到现代生活的过渡中，也许没有哪一个单独的小事件比新的交往形式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知识、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更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十七世纪中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咖啡馆的出现，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的时尚——交流小道消息和观点，阅读报纸”。
据说，类似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社交场所大规模出现，源于欧洲人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活习惯。熟人朋友、商业伙伴甚至是政界同僚等等，大可将咖啡馆当做会客厅，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商人将其视为“驻外办公室”。
咖啡馆也可以容纳独来独往的客人，发呆又或者思考和写作，也是不二之选。事实上，欧洲早期的咖啡馆皆嘈杂喧闹，到十八世纪，英格兰人率先用高背长椅将桌与桌彼此隔开，从而营造出一种舒缓的氛围，于是也就迎合了人们独处和私密谈话的需求。
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在《全球上瘾：咖啡如何搅动人类历史》一书里描写古早的咖啡馆，说是“咖啡桶罐的嗡嗡声、餐具碰撞的叮当声以及人们彼此对谈的话语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堵似乎坚不可摧的声之墙笼罩在客人的耳畔。但那里的气味应该非常醉人，因为在这种咖啡馆里咖啡豆都是现场烘焙的”。
看见没，咖啡馆的气味，也是其诱人的特质之一。
我觉得，贵阳的咖啡氛围，大概符合很多人的理想。不着急，坐得下来，悠悠然地待着，这才是咖啡最好的滋味。
讲真，咖啡不该是快餐，赵珂僮在《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一书里的说法，我举双手赞成，“咖啡是个慢行业”。
因为，“咖啡漫长的生长、制作过程，像是对整个行业的隐喻：这不是一个一炮而红的产业，它的基因里就带了一个‘慢’字。一个中餐馆开业的时候一定是热闹的，舞狮子、放鞭炮、‘消费满100减50’，一起步就人满为患的现象很常见。咖啡馆不一样，它的起步是静悄悄的，开业一个月内都要耐心地积累客户，而且必须非常用心地对待每一位客人，才能收获顾客们的再次光临”。
而贵阳碰巧是个不慌不忙的城市，甚至有一点无可无不可的慵懒。我在拙著《食遇：贵阳小吃竹枝词杂咏纪事》里写过：“我有一个老叔伯，曾总结贵阳人的特性，是‘买辆小排量就算有车一族，周末找个农家乐打打麻将就算休闲’。这话说得极是。要之，荷包虽不宽裕，却总能把寻常日子过得来有滋有味，是贵阳人的一大好处。”
抗战时期，漫画家黄尧在大西南地区待了整整八年。一九四二年，他在贵阳逗留，留下一本很有趣的《漫画贵阳》。
黄尧在序言中说：“一向过着流亡生活的我，偶然地来到了还保存着许多古幽风趣的‘贵州’，承朋友们的留邀，觉得寒凉中有些温暖。……我觉得‘贵阳’城很有诗意，尤其是四周净白的城墙，配合着啷啷啷驮马铃儿的声音，假使我要写描写贵州的剧本，不论制曲、谱歌，或舞蹈，这是再好不过富于诗景的背景和效果。”
黄先生很懂贵阳的好处，虽然在历史上长期并不富裕，甚至还有些边缘化，但活得自在、安逸，有滋有味。
美国作家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里写到，“坐咖啡馆的几小时里，那种‘在这世上你并不值什么’的沉重而辛酸的意识是可以暂时撂一边的”。
而在我看来，你值得享受这一杯咖啡，就值得这世上的一切美好。前提是，自在、安逸的坐下来，别急着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