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西南腹地的贵州，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有崇山峻岭作掩护，抗战爆发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很少嗅到战火的硝烟。作为陪都重庆的屏障，国民党当局虽仰赖贵州，但在贵州防务包括防备敌军空袭问题上，却显得十分松懈。直到1938年抗战进入生死存亡关头，当时的省政府才在原保安处防空科基础上，成立全省防空司令部，开始进行防空宣传，组织为数不多的防空演习。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确定了“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的战略方针。尤其在侵占广州、武汉后，日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机场和加油站，更具备了就近对作为黔桂、川黔、滇黔、湘黔交通枢纽，陪都重庆南大门的贵州进行侦察、空袭轰炸的条件。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1938年9月25日，日空军率先轰炸清镇平远哨机场和贵阳易场坝机场，由此拉开了空袭贵州的序幕。接着，日军频繁出动飞机，规模不等地从贵州过境或直接在贵州进行侦查、散发传单、狂轰滥炸，气焰十分嚣张。据有关学者在《抗战时期贵州遭受日军空袭及损失研究》一文中统计，“从1938年9月到1944年10月，日机入黔轰炸约53次，其中1938年3次，1939年2次，1940年42次，1941年1次，1943年2次，1944年3次。出动飞机超过644架次，投弹约881枚，贵州被炸县市达18个。日机还一再侵入沿河、贵定、平越、都匀、荔波、榕江、黄平、册亨、贞丰、兴义、安顺、毕节等县，在龙里、贵定、平越一带抛撒传单。”

在1938年9月日军两次对贵州的空袭中，省城贵阳及周边的军事设施遭受了巨大损失。清镇机场的6架伪装飞机尽被炸毁，1名机场工作人员被炸死。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仍未产生紧迫感，采取积极补救措施。直到1939年2月1-3日，防空司令部才在贵阳组织第3次防空演习。应该说，此次演习事前进行过认真策划，前后持续了3天，当局还给民众指定了敌机空袭时的疏散路线。但因缺乏具体的防空措施与各种必要的设备，民众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在防空演习结束次日，日军利用当局与民众情绪松懈之机，突然对贵阳发动大规模空袭。当防空警报拉响时，许多民众果然以为又是演习，竟未及时疏散隐蔽，以致出现大量人员伤亡。

1939年2月4日，贵阳得逢冬季难得一见的晴朗天气。恰好这天为农历腊月十六，是全市商家的年度最后一次“祃祭”日，各商户正忙着结清相互间帐目，集中现款，以备第二天“比期”日兑付，许多商人还在愉快地等待着晚上的“打牙祭”。一般老百姓则一早便开始盘算如何逛大街、买年货，为即将到来的“小年”备办用品。狡诈的日本侵略者，瞅准民众思想放松、忙着筹备过节的机会，竟在这一天发动对贵阳这座几乎不设防城市的空袭，实施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

上午11时20分左右，喧嚷的贵阳上空突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城郊的东山顶上匆忙升起了警示敌机接近的红灯笼。稍倾，18架日军轰炸机迅速飞抵城市上空。而此时的当局政要和一般老百姓，脑子里还满是昨日刚刚结束的防空演习场景，误以为是演习的延续。直到紧急警报二次响起，街头出现警察指挥民众隐蔽，市民们才仓皇逃散，商家也才急急关闭店铺。而此时日机已飞临头顶，轰鸣声清晰可闻，滞留家中的人已来不及逃避，只能在家寻处藏身。

侵入贵阳的日机共两批18架，每批敌机9架，分为3组，每组3架飞机呈“品”字形，分别由东而西直穿市中心、由东偏北绕飞市中心、由东偏南绕飞市中心。敌机沿途对事前策划的目标不停投弹，对以大十字为中心的贵阳繁华商业区进行轮番轰炸。当时，设于东山的两门高炮虽不断开火射击，但火力微弱，形同虚设。日机在几乎未受阻击的情况下，总计对贵阳中心区投弹129枚，多数为航空炸弹，其中39枚为燃烧弹，全市被弹面积达1/7。东至中山东路护国路和蔡家街口，南至中华南路贯珠桥，西至中山西路先知巷，北至光明路（即今省府路口），全市精华商业区瞬间化为一片火海。短短六七分钟，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民众住房、鳞次栉比的商铺尽皆化为瓦砾，仅余断垣残壁。

在敌机临近、警报拉响时，贵州防空司令部正召集各街道、保甲防护团负责人在“民众教育馆”讲解防空知识，一枚炸弹落在人群中，当场死伤50来人。市内众多来不及外出逃避，未能进入防空洞的群众，不是被炸死炸伤，就是葬身火海。有关部门事后统计，敌机对贵阳的这次轰炸，共炸死平民597人（当局的统计报告为521人），炸伤1526人，其中重伤送医院治疗的735人（33人医治无效死亡）。当时贵阳人口不足20万，死伤人数多达2123人。财产损失方面，空袭中被炸毁的民房与公共建筑1326栋，约值3880万（银圆）。空袭过后登记的灾民达8998人，2万多人无家可归。这场由日本侵略者疯狂实施的“二四”轰炸，成为贵阳这座黔中城市自宋代建城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劫难。

当年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关押于保安处地下室内的中共党员黄大陆、张益珊、凌毓俊等人所写的《狱中纪实》，记录了“二四”轰炸时的感受和情景。文中写道：“在初放空袭警报时，我们也以为是演习，照常看我们的书。但一会，紧急警报响了，而且，马上沉重的马达声带着恐怖划过长空……轰！轰！似乎墙都震动了，但炸弹是在隔我们较远的地方爆炸着，我们从地下室听来，好像只有六、八枚的样子……远远的，房屋倒塌和燃烧的声音，不很清晰地传来……红的焰和黑的烟，把这古城的天渲染得像一张草莽英雄的脸。”关押在地下室的革命人士尚有如此感觉，那些身处敌机轰炸下的群众，随时面临死亡威胁，他们切身感受到的恐怖，以及事后目睹到的场景更可想而知。

2015年9月的《贵阳日报》，曾刊载过一篇《“二·四大轰炸”贵阳不能忘却的记忆》采访记。文章记述了一些老贵阳人对那场日军暴行的回忆。

一位叫杨近文的老人回忆道：当年他家住在距小十字不远。2月4日上午他去叔叔家借书，忽然，刺耳的警报声猛然响起。他赶紧返回，途中按警察指挥往东门方向逃，刚越过老东门下到田坎趴下，飞机轰鸣声就近在头上。顿时只见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向毫无设防的贵阳城疯狂掷下、扫射，瞬间山崩地裂、浓烟弥漫、火光冲天、尘土飞扬……接着数十架飞机，呈“一字型”俯冲下来，投掷后再拉高向上，反复多次，最后朝三桥方向飞离。敌机飞走后，民众才陆续返家。回家的路上只感到焦糊臭味、刺鼻难闻，沿途百姓哭声震天，随时可见残肢断腿，惨不忍睹。仅仅一瞬间，美丽的家园已全部被夷为平地，成了废墟。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日军的暴行既让贵州各族人民切身感受到侵略者的残酷，更激起了各族各界的无比义愤，血与火的现实推动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轰炸发生后，省动员委员会特设灾民救济处，具体办理救济事宜。社会各界踊跃捐助，积极施救，募获救济款275737元，安置灾民9547人，慰恤伤亡灾民542人，抚恤因公伤亡人员185人。中共贵州地下组织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在志道小学内设立救济站，发动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社会进步人士开展募捐救济活动；另一方面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救灾过程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敌人的轰炸本欲扑灭贵阳这个抗战大后方的抗日火焰，不料却激起广大民众的同仇敌忾。“二四”轰炸后，在贵阳和周边各县迅速掀起了一股控诉日军罪行、坚定抗战胜利信念、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的热潮。事实证明，经过“二四”轰炸后的贵阳人民，抗日立场更加坚定，抗日救亡步伐更加一致。1939年后，贵州各族各界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群众积极为抗战募捐等方式支持前方抗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历史是抹杀不了的。那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那些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都会铭记在人们心中。“二四”轰炸是贵阳人民的历史之痛，贵阳人将永远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