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抗战期间虽然大部分时间处于后方，但战争爆发后，80万黔籍将士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同全国抗日军民一起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壮丽诗篇。

全面抗战爆发后，黔籍将士在前线英勇奋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先后直接参战的有第八十二师、八十五师、一O二师、一O三师、一二一师、一四O师、新编第八师、独立第六旅、新编第二十八师，以及预备第二师、贵州补充师11个由原“黔军”改编的陆军师。在战略反攻阶段，黔籍将士在滇缅会战和湘西会战中，同样奋勇杀敌，为赢得战争胜利献出了生命。在敌后战场，数以万计的黔籍优秀儿女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在大量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有不少贵州健儿光荣牺牲在战场上。

1937年8月的松沪会战中，由原黔军改编的一O二师奉命驻扎江阴、虹桥等地，将士们“奋勇克敌，显树战功”，令日军未能前进一步。一二一师驻防江阴要塞，2个月中先后与日寇接仗10多次，打退日本海军与陆军的配合进攻。在强渡苏州河战斗中，一O二师六O七团强渡时，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最终以阵亡排长2人、士兵数十名的代价换来击沉敌艇2艘的战绩。这是淞沪战场上，中国陆军与日本海军战斗较为激烈的一次。一O二师的六O七、六一二两团强渡苏州河后，留守师部的六O九团遭到日军右翼侧击。师指挥官当即令补充团迂回插入敌后，施展包围战术，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将日军击退，同时也解除了十七军团的侧翼威胁。

在台儿庄大战中，第一四O师在主战场南端的禹王山、望母山等地与敌作战，重创日军。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进犯徐州之敌纷纷败退，遗弃大量武器、装备，被生俘官兵数千人。这场战斗一四O师亦伤亡官兵3000余人，谱写了光辉而悲壮的历史篇章。武汉会战中，一二一师负责武汉外围田家镇松山口防守，作战月余，击溃日军2个联队，缴获大批武器。该师又在田家镇石门山附近与日军展开阵地战，鏖战一月，顽强坚守住田家镇要塞。八十二师也在这场会战中勇立战功。此外，一四O、一O二、一二一等师先后参加了4次长沙会战，将士们英勇杀敌，在给日军重创之际，自己也承受了巨大牺牲。一O二师组建时有将士9700多人，经过上海、无锡和南京抗战，仅剩下3000余人。后虽增补到7000人，但经过徐州、武汉、南昌和长沙等战役，全师仅存官兵不到千人，累计牺牲约12000人。

滇西之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次大型战役。1942年春，日军进犯缅甸。中国政府为保滇缅公路畅通，应英国政府之请，派遣十万远征军，急驰援缅。在这场战役中，由黔籍将士组成的一O三师，奉命攻取松山日军阵地。双方激战近2个月，经过顽强拼杀，日军松井联队被全歼，联队长松井切腹自杀。我军亦付出巨大牺牲，阵亡将士1450名。

除直接开赴前线参战的贵州健儿外，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贵州持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提高各族各界群众的政治觉悟、鼓动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前线、接纳内迁教育院校及国防工矿企业、繁荣后方经济、确保战时交通运输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党组织在贵阳成立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国民政府第二战俘收容所迁到贵州镇远、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迁驻贵阳图云关开展活动。这些机构与他们的活动，既有力地支持了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对前方的对敌斗争也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是抗战期间中共联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机构。该交通站由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决定成立，成立时间在1939年1月，由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原名严金操，贵阳人）担任站长。中共贵州省工委先后指派党员丁树奇、高言志、雷光远加入，作为联络员。

交通站成立之初，借用达德学校教室临时办公，后因学校即将开学，教室不能再借用，改租贵阳六座碑与晋禄寺间一熊姓人家房屋（今民生路九十二号）作为办公地点。“二四”轰炸后，贵阳市区破坏严重，为确保工作正常开展，交通站租借威清门外一间木屋作城外接待站，并自己动手将房屋与公路间的空地改建为停车场与库房。建成后的交通站，从站长到会计、出纳、收发、公务员、警卫员，以及司机和押车员、副官，仅有20余人，运输车辆只有一部由救护车改装的卡车，远不能满足需要。1939年，海外侨胞捐赠了4辆雪佛兰汽车与1辆“万国牌”汽车，交通站自已购买了5辆道奇卡车，聘请了包括归国华侨在内的10多名司机，负责运输、修理等工作，才算解决了困难。交通站开展的运输工作有效支援了前方抗战，仅1939年经交通站运送的物资就达150多车。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采取公开与秘密相配合的工作方式：公开工作主要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及接待转移过往人员，秘密工作则是完成南方局交待的与部分隐蔽党员和统战对象进行联系。

成立于1938年10月的《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是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负责《新华日报》发行的公开组织，只有3名工作人员。《新华日报》当时在重庆出版，每天由重庆至贵阳的长途客运汽车运来，由分销处负责零售，平均日销售量400至500份。为确保运输渠道畅通，分销处与负责邮局库管的中共党员及重庆运输工人保持密切联系，从而使报纸每天能即时、安全运到贵阳。尽管人手很少，分销处还为香港印刷工人组织的“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解决困难，在贵阳发起募捐，将捐到的1000多万元法币及捐款人名单，附上一封公开信，通过《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工会，鼓励香港工人坚持斗争。《新华日报》曾将分销处的这封公开信刊载，以扩大影响。1940年底，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策划对分销处采取行动。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结束了分销处的工作。在10多个月里，通过分销处获得的《新华日报》，成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一盏指路明灯。

抗战期间，一些重要的抗战机构内迁到贵州后，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顺利地开展正常工作，圆满完成承担的战时任务。其中，镇远“和平村”、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是典型代表。

镇远“和平村”并不是一个村子，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称。“和平村”在镇远长达6年，先后收容日军俘虏600余人。收容所在押解和收容俘虏的过程中，尽力保障俘虏的生存权利，认真贯彻国际人道主义的优待俘虏政策。

据载，不少在“和平村”生活过的日军战俘被感化，先后有137名战俘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成员。这些人离开“和平村”后，到战争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系1938年在长沙成立的民间性统一战线组织，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救护总队有工作人员千余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战时机动救护队伍，拥有国内一流的医疗专家和教授。 1939年3月，红十字救护总队部由长沙辗转迁到贵阳图云关。由此，图云关成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指挥全国各战区150多个救护队工作的中心。

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有30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驻扎在图云关。由于救护总队的工作重点放在前线伤病员救护上，当时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并为所有工作人员订立了八项救护信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病安全，增人类幸福”。遵照以上信条，救护总队创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深受军队伤病员的称赞和贵阳民众的爱戴。

中华民族有着5千年的悠久历史，琳琅满目的各类文物，是中华民族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见证。抗战期间，国家的珍贵文物受到战火威胁，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传家宝”，1937年8月14日，80只装满国家文物的铁箱，由南京运出，寻地进行保护。文物沿长江水路到达汉口，然后用火车运到长沙。数月后长沙危急，这批箱子又经广西运至贵州安顺附近的一个隐蔽山洞。在这里，该批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度过了1938年到1947年间的漫长岁月。当地人民为保护国家文物，付出了不少心血，总算使这批国之重宝躲过了战火带来的浩劫。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到1944年底的“黔南之战”，其间发生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贵州不仅是祖国西南的一颗秀丽明珠，也是一方甘为国家生死存亡付出与牺牲的热土。这里的各族人民，尽管在侵略者的疯狂空袭下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抗敌战场上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坚持抗战的意志却始终未曾松懈。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作为大后方的贵州，既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更为确保全面抗战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切为了抗战胜利”，便是贵州各族人民在伟大抗日战争中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