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这种东西，是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商品化转变过程中的产物，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然而，除了专业文保工作者外，一般人往往只将其当作一道风景浏览，本地的居民如此，外来游客更是看后即罢。或许因为这种几百年前出现的建筑各地都有，见多也就不奇。

有学者将会馆的诞生定位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明朝中叶逐渐兴盛。又有学者认为会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会馆即同乡所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则是指同乡的组织。还有学者根据北京有各地会馆，各省也有其他省的会馆，认为这种以慈善机能来帮助同乡人的组织，首先是商业资本的组织。更深一层的观点则指出，会馆既可以是同乡组织，也可以是同行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象征，商人在设置中有重要作用。类似的见仁见智说法还很多，但某些内容却是任何解释都离不开的：一是同乡、二是工商业。

贵州会馆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至今尚无专文考证。近年来，出版的贵州经济论著在论及城乡商业状况时，几乎无一提到会馆的存在。仅1990年出版的《贵州省志·商业志》的商业大事记中，有“（明）正统年间，四川商人集资在思南仡佬寨建‘川主祠’（即川主庙），作为同乡和商贾联谊之所，成化年间，四川商帮扩建为四川会馆”的记载。2002年出版的《贵阳市志·社会志》设有《会馆分志》，介绍了贵阳会馆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及主要活动。此外，看到的便只是一些零星的文章。

石阡县的禹王宫

综合相关文献，贵州境内最早建立的会馆应该在明代中叶。已知的有：明万历年间建于石阡县的禹王宫（两湖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建于明代的毕节江南会馆（始建时间不祥），崇祯年间川商于今贵阳黔灵东路所建的四川会馆等。

明清时期，省城贵阳日益成为五方杂处的商品集散地。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年）已有江西庐陵商人彭如玉来筑经商。到明中叶，省城贵阳计有较大的商业坊市12处，其中的“四牌坊市”百货聚集，既有摊贩，也有店铺。其他各坊市亦人潮流动，往来不绝。到了清代，由于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前来贵州图利的商人更是川流不息。既有来自邻省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的，也有来自陕西、广东、江西等省的。这些商人或先聚于贵阳，再视各府（州、县）物产情况，迁往当地从事经营；或直接前往目的地，到各县从事专项买卖牟利。

考察贵州各地会馆，大多数都建于明清两代。鉴于贵州地理与民族状况的特殊性，会馆对于来黔经营的工商业者显得尤其重要。因此，自清以后，整个贵州省几乎无县不建会馆。而各地的会馆又多以省城贵阳的规模最大，似乎成了来自不同省区商人的最大立足点。而会馆的创建与发展，在明清这一历史时期，又对贵州货物的流通与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不过学者们在贵州史的研究中，很少对之进行专题探讨，以至我们在分析明清至近代贵州县域经济时，往往只侧重于乡场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忽视了会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产物，在推动贵州各类产品商品化及其沟通贵州与省外经济交流中的作用。

清代前期，各地商人在贵州创建的会馆大量涌现，颇有“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的味道。由于各省风俗习气及信仰上的差异，会馆名称往往大不相同。四川人尤其是南川一带推崇古代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将其奉为“川主”，故四川会馆一般都称为川主庙或川主宫；两湖人推崇古代治水的大禹，两湖会馆大多又名禹王宫；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赣籍商人行走全国，所建会馆大都称为万寿宫；岭南客家人多信奉道教，而庄子著有《南华经》，所以两粤人的会馆大多叫南华宫；贵州会馆则有黑神庙或荣禄宫等别称。

明清时期贵州各地究竟建了多少会馆，因随时间流逝，会馆建筑兴衰存废时常发生，故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蓝勇先生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通过对各府、州、厅、县志进行耙梳，列出了贵州会馆的基本情况。该书统计：贵州府厅县地域的会馆总数为214处。其中，黔北地区（遵义、正安、桐梓、绥阳、仁怀、毕节、大定、思南、沿河、黔西、湄潭、石阡12府厅县）计有会馆78处；黔东地区（铜仁、思州、镇远、天柱、玉屏、剑河、黄平7府厅县）有会馆36处；黔中地区（贵阳、平远、息烽、安平、平越、瓮安、麻江、定番、广顺、龙里、贵定11府厅县）有会馆49处；黔西地区（水城、安南、兴城3县）有会馆13处；黔南地区（兴义、兴仁、贞丰、古城、独山、都匀6府厅县）有会馆38处（其中的古城即今晴隆）。

在全部会馆中，省境内的江西会馆最多，共达74处，四川与湖广会馆均为54处，广东会馆4处，福建会馆13处，秦晋会馆10处，江南会馆5处。各地的会馆建筑多按寺宇形式修建，具有一定规模，除居所、货仓、庭院外，不少还搭有戏台供演出之用。会馆设施除表达商人们对乡土的眷念与共同的本土信仰外，也发挥着祭祀、交谊、文化娱乐的多种功能。

一些著作认为“会馆亦称公所”，是“中国旧时都市中由同乡或同行业人员组成的封建团体”，并将其渊源上推至汉代京师中由外地同郡人所建的“邸舍”。

其实公所与会馆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公所是一种行会组织，多存在于同行业间，并不以地籍为限；会馆则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只吸纳同籍流寓人员，且不计较是仕商、工商亦或杂行者。不过两者都本着自愿参与原则，并都经过官府立案认可。不过也要看到，由于公所与会馆之间存在相近之处，历史上的会馆又常发生名称演变，尤其在清末，公所大量涌现，以至出现一些早期成立的会馆，更名为公所的情况。

北京的贵州会馆

如前所述，贵州会馆建于明代的较少，大量的会馆出现于清前期，北京的贵州会馆就始建于康熙年间。据说，该会馆位于北京樱桃斜街，系康熙己未年（1715年）根据历任侍读、侍讲学士、提督顺天学政周渔璜的临终遗命，将所住北樱桃胡同宅邸捐为“贵州会馆”，经后人改建而成。朱启钤先生在《重修贵州会馆记》曾描述该会馆“其正栋大厦五楹，合为南北厅事用，供燕飨；厢房三楹，宜于治事；次进神堂三楹，为祀奉先贤之所；西偏室五楹，杂漪花为宾从游憩之地，余为门、庭、廊、舍、库群屋等，都为六、七十间。器用供张，设备称是。综计公款为银元一万四千有奇 ”。以此观之，在当时各省位于京都的会馆中，贵州会馆虽不算大，却已很具规模。

清代，省城贵阳的会馆不仅数量多，规模大，实力也强。代表性的有湖南会馆、江西会馆、四川会馆、两广会馆、云南会馆、陕西会馆、福建会馆。此外，还有位于九华宫的江南会馆、位于市府路的湖北会馆、位于中山东路的浙江会馆、位于富水路上的北五省会馆等。上述会馆中，时间上四川会馆建得最早。明崇祯年间，一批川籍绅商捐资购今黔灵东路化龙桥附近一处房产建“川主庙”，清初改为会馆并扩建完善，称老川会馆。光绪元年（1857年）川籍贵州巡抚曾壁光逝于任上，同乡为纪念此翁购置中华北路一处房产建“曾公祠”，后人陆续加以改建成为会馆，称新川会馆。新川会馆历年经营盈利，在城北购进大批房产。民国年间，会馆一度被征用改作导文中学。其后，四川军阀杨森（字子惠）入驻贵阳，改会馆为同乡会，其任贵州省主席期间，下令将导文中学迁出，另建以其字命名的子惠中学。

贵阳湖南会馆

除四川会馆外，贵阳最大的两处会馆分别为湖南、江西会馆。湖南因与贵州毗邻，明朝时即有不少人宦黔为官或经商致富。清顺治年间已有湘人在贵阳建三楚会馆。康熙初年，湖南绅商更集巨资，以该省长沙、常德、衡阳、永州、宝庆5府之名，在中华南路购置大片土地，修建前后二进的寿佛寺，并以之为主体扩建乡贤祠、尚义祠、周公祠、文昌庙、观音殿等设施，后将三楚会馆更名为湖南会馆。

明洪武年间征南时，即有大批江西军士随军进驻贵州，其中不乏家有绅商背景之人。清初改卫设县，大批江西富商进入贵州，为联谊乡情，扩大经营，一批巨贾集资购置龙井巷一带土地，建造万寿宫（江西会馆），作为同籍人士集会、议事、祭祀之场所。之后不断增修扩建出殿宇、乡贤祠、学校、义园等附属建筑。到清代中叶，江西会馆成为贵阳城区内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北起北门桥南抵大十字，铺面几乎连成一片，房屋达百余处之多。

历史上的会馆，不仅为贵州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建筑群或文化遗址，更因会馆本身的功能，在明清两代贵州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方面；在整合市场机制、协调生产与销售环节方面；在创建学校、发展地方教育方面；在公益救济、帮困扶危方面；在艺术观赏、不同文化交融等方面，都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便到今天，各地的会馆历史文化遗存，无论从历史学、民族学、建筑学、艺术领域，仍有值得重视的当代价值，并可转换成我们做好旅游产业化这篇文章的宝贵历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