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1941年元旦，为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安龙县府在县城北门外的五洞桥旁，修建六角石亭，曰“豹皮亭”，纪念辛亥革命志士王宪章，其意源自唐代谚语“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同盟会元老、贵州著名民主人士平刚撰石柱楹联：“乃父威名留夹寨；先生大义凛长江。”亭前立“故江苏江北讨袁军总司令王宪章君赞功碑”，碑文亦为平刚撰，云：“井鬼之沉，双盘之涯。六龙回首，神胄是梄”；“于维宪章，甫冠成仁。国有典常，征繇烈传”等语，用词晦涩，但极尽褒扬。另有安龙人朱徽五撰《革命先烈王宪章先生事略》，用词相对中肯，镌于碑背，以示纪念。
《革命先烈王宪章先生事略》石碑（第一通）拓片
据朱徽五文。王宪章，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安龙普坪人，原名应贤。“年未冠”便考入“邑中新建中学”，即光绪三十年（1904）17岁考入兴义府中学堂。学校为时任知府李祖章创建，湖南新化老乡李润庵任校长。李校长倡“革新”，颇备“中外书报之鼓革命者，纵诸生浏览”，少年王宪章“革命思想实基于此”。次年入贵州“省垣师范学校”，但王宪章“志不在是”，便“投新军营当兵。数月，改进警察学校”。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任“巡长”，即低级警官。因“谈革命，为上官所忌”，被找借口开除。时“乡中同学多留学武昌”，即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王宪章也毅然“走鄂”，但“困于逆旅”，靠同学“典衣物以济”。此非长久之计，因“清制新军需募本籍”，故王宪章“冒荆州籍，投入新军工程营”，正是之后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部队。投入工程营后，王宪章“学术素优，入营未及月”，即以“正目（班长）”之身份，“征入随营学校”，且“每试辄冠军，声誉顷起，遂加入同盟会”。
王宪章雕像
宣统三年（1911），“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全国震撼，各省党人跃跃欲试”，王宪章与“新军同志联合学界”，即“文学社”张振武、刘复基，“报界詹大悲（《大江报》创始人）”，“谋计武汉”。此事被“俄领事电告鄂督（湖广总督）瑞徵”，“于八月十八日下令逮捕党人”，王宪章“闻讯逃匿民间，而同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均遇难，三人后称“武昌首义三烈士”。至“八月十九日，工程营首义，占领武昌”，王宪章“得出参与军事”。值得注意的是，不知何故，朱徽五作为刚刚卸任的原国民党安龙县党部主任委员，对王宪章参与武昌首义，轻描淡写，用笔寥寥。
朱徽五对武昌首义成功后的描述，似乎还要详实些。1911年“八月二十一日，（湖北）军政府成立”，王宪章奉新任湖北都督黎元洪令，率第“十七协渡江占领汉阳，与清军血战兼旬。汉阳失陷，退保上游。”时新军一个“协”，大致相当于一个旅。尽管王宪章夺取汉阳后，又得而复失，好在“未几（11月），和议告成”。王宪章被“鄂军推戴，升任统制”，即晋升师长。旋改任“军务司副司长，司长乃孙武也”。军务司与负责具体战斗的军事指挥有所区别，负责军事行政。司长孙武是湖北夏口人，早期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前是“文学社（地方军营系统）”和“共进会（同盟会系统）”等团体的主席，领袖欲强。而副司长王宪章“性激烈，每面斥人非”，就是喜欢当面反驳指责，故二人“遇事多龃龉”，意见不合（孙武逐步倒向黎元洪，暗中掣肘同盟会，后为袁世凯高级顾问）。民国元年（1912）4月，孙中山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专政，（王宪章）反对尤烈，乃弃职匿迹”上海。
民国二年（1913）“癸丑”7月，“讨袁之师以（已）起”，王宪章奉令“统率江北讨袁军，设总司令部于上海”，时“主持上海军事者为陈英士（即陈其美）先生”，因“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越期未下”，导致“袁军由海道来援，致南京势成孤立”。时党内以“事权不一，归过”王宪章。外界亦传言，“海上能得人，英士而外，则先生也”。讨袁之师“攻沪不克，转进南京”。不久（8月），“袁军（冯国璋部）陷浦口”，驻守南京“（朱卓文，孙中山同乡）第八师，且反侧未定”，即首鼠两端。讨袁军“总司令黄公克强（黄兴）知大势已去，东渡日本。”民国历史错综复杂，个中关系我们完全按照朱徽五的文意表达。
黄兴走后，王宪章“复振孤军，撄城抗战十有余日，危城将陷，始越城泳河而逸。”值得注意的是，按朱徽五撰文，这是王宪章第三次“逸走”。“讨袁大败，党人多避迹东瀛，决议事不可争，观变待时”，王宪章也不例外，“往来日、沪间，图谋不已”，且“回沪组织（以刺杀袁世凯为主要任务的）铁血团，身任团长”。袁世凯“恶之甚，必欲得而甘心，以总理孙公（孙中山）以下二十余人，各悬赏巨万，以购其首。”悬赏名单由袁世凯密电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实施，孙中山最高，为十万大洋。不久，王宪章因“智虑稍疏，为谋者（旧识高华廷）诱至沪之西餐厅，施麻醉药于净面巾，迷而执之。于甲寅仲冬（1914年农历十一月）三日被害于南京，且秘其尸，时年二十七也。”
安龙王宪章将军纪念园
朱徽五撰写的《革命先烈王宪章先生事略》，要言不烦，将晚清民国的军事政治、国民党派系斗争以及王宪章的一生，跃然纸上。难得的是，文中对王宪章没有不着边际的夸大其词，肉眼凡夫，甚至写了其生死困难之际，三次“逸走”。只是在最后一段升华总结：“先生躯干魁梧，勇敢善战，为革命之实践家，故时人以‘黄兴第二’称之。”今“豹皮亭”与“赞功碑”已毁无存，朱徽五此文于2001年被安龙县书法家协会主席韦永龙补书在新建的“王宪章将军纪念园”，得以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王宪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