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一段文字，让贵州人背了两千多年“自大”的黑锅。明明不是夜郎王说的“汉孰与我大？”被强安在夜郎王的头上，并被稍作润色，变成“夜郎自大”的成语流传下来，历千余年而不衰。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王然于等人的行程时有这样一段话：“（汉使）至滇，滇王尝羌乃留……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应该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出处。
姑无论王然于等回京汇报时，是不是讲了滇王和夜郎侯说的原话。只需回顾一下汉武帝即位后与夜郎交往的过程，就不难发现《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有一些问题的。
相比说来，滇比夜郎离汉王朝更遥远。唐蒙出使夜郎，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都未进入滇境内，双方因缺乏交往而互不了解，以至滇王发出汉大还是滇大的疑问，这或许是可能的。
夜郎的情况就不同了。王然于等受命往探身毒道入滇，发生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早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即以使者身份会见了夜郎侯，并“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这段文字同样出自《史记》，而且记述的事情发生在王然于入滇之前13年。收受了汉王朝那么丰厚的礼物，同意并让汉王朝在自己的辖境内设置郡县的夜郎侯，何以忽然间变得不知道汉王朝与夜郎谁更大一些了呢？这实在有些不合情理。
夜郎侯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这从他处置与汉王朝的关系这一点上，便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
固然，利用秦末汉初天下纷乱的机会，夜郎统治者曾经趁机大捞了一把，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表露出不宾服于汉的态度。那是因为看准了西汉王朝忙于治疗战争创伤，穷于应付匈奴和南越，无暇顾及西南地区的缘故。真到了唐蒙带着汉武帝的旨意，提出设置郡县要求的时候，夜郎侯立即见风使舵，全盘接受了汉武帝的要求。这正是夜郎侯的自知之明之处。
纵观夜郎国的历史，自战国中期立国，到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再到西汉王朝前百余年间，几乎没有关于这个方国主动启衅攻击他人的记载。对于来自外部的压力，夜郎侯倒像有些逆来顺受。
夜郎王的求和与求安心态，并不是因为国贫势弱。许多文献都认为，在当时的西南夷地区，夜郎是最强大的政权。《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都有“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一类记载。夜郎与西面的滇国谁更强大一些，没有人对这两国的实力进行过对比。但就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而论，滇的国家生境要比夜郎优越一些，实力自然要强过夜郎。这从相当一段时间里，夜郎受到滇的控制便可以看出来。
但夜郎既能在数十个西南夷部族政权中名列前茅，也绝非浪得虚名。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结合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成果，两千余年前的夜郎的确存在一种繁荣景象。秦汉时期的夜郎文化遗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夜郎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信息。
夜郎考古一向是贵州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贵州的考古就不曾离开过对这段历史时期文化遗存的寻觅和探索。1995年便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普查、调研与发掘，获得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成果。
秦汉时期的夜郎已进入青铜时代，这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完全可以证明的。夜郎境内发现的青铜器种类繁多，生产工具方面有䦆、锄、犁、铧口、凿等；兵器方面有戈、矛、剑、钺、镞等；生活用具有釜、鍪、贮贝器等；乐器有鑃、鼓、羊角钮钟；杂用器具有刀、钻、鱼钩等。此外，尚有钩、铠甲、甲臂、扣饰、铃、手镯、耳环、发钗、帽饰等装饰品。我们或许还无法判定青铜器开始进入夜郎人生活的时间，但到西汉时，青铜器已广泛应用于夜郎人的生产、生活、军事等社会各个方面，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研究中国农业史的人都知道，春秋到西汉初期，中原一带出土的铁农具中铁犁的数量并不多，形制也比较原始，说明当时牛耕的推广还很有限。一直到西汉中期，犁铧的比例才明显增加。而贵州夜郎考古发现的青铜工具中，除了凿、锄一类工具，同时发现了犁、铧口等一类有可能用于牛耕的农具。清镇、平坝一带的汉墓考古发掘，还出土了铁锸、铁锄、铁斧等铁制农具。由此看来，地处崇山峻岭中的夜郎，虽然受到耕地面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秦汉之际同样跨进了农业社会的门槛。就农业生产技术而论，夜郎虽然不免较中原落后，但差距却不致过于悬殊。
人杰总是和地灵连在一起的。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旅游者倾倒在能工巧匠生产的贵州民族工艺品面前，这样的能工巧匠两千年前的夜郎时代就已经有了。考古发掘显示，夜郎人的手工业并不比农业逊色。那时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量青铜器物的出土，说明夜郎人的青铜冶炼业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制造的青铜器，既有生产工具、作战兵器、生活用品，也有乐器和装饰品。赫章可乐“南夷墓”出土的铜柄铁剑，制作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繁缛，展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发现的各种鎏金器物与精致宏大的铜鼓来看，夜郎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分铸、合铸、焊接、鎏金等技术。虽然这些技术有许多是受中原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但它们毕竟是夜郎人智慧的结晶。考古工作者在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青铜器的工具，其中有石范34件，陶模7件，泥心2件，坩埚3件。这个1600平方米的遗址，出土如此多铸造铜器的生产工具，显示这里曾经是一个铜器加工工场，也是夜郎已经拥有青铜冶铸手工业的有力佐证。
铜柄铁剑 毕节赫章可乐汉墓出土
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说：“牂牁郡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产，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牂牁郡设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辖有17县，且兰、夜郎等侯邑都在它的辖县范围内。由于牂牁郡地域辽阔，境内地区之间的情况悬殊，夜郎是其中地广人众，相对最发达的地区。夜郎人虽然“无蚕桑”，却掌握了纺线和编织麻布的技术。夜郎旁小邑制作的陶器，如大口杯、陶瓶、陶罐等，造型和质地还不能称上乘，但所有陶器的显眼部分都有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的笔画以横、竖、斜线条为主，从2画到12画不等，隐然已有文字造型中“象形”“指事”之类的特点。
行路难是古代贵州人最感头疼的问题。鬼方与牂牁时期的贵州交通情况，因为没有文献记载，今人还无法对它进行描述。夜郎时情况显然有了很大改变，唐蒙在南越吃到蜀产的枸酱，说明一条由巴蜀经夜郎通往南越的商业通道早已存在。侯哲安先生在《夜郎初步研究》中说：“夜郎国的陆路交通大致可分南北和东西两大干线，其他若干支线。”两条南北干线，一条是秦代常頞所开的“五尺道”，另一条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向西南设置邮亭之道，即唐蒙计划修建的通往牂牁江的道路。两条东西干线，一是庄蹻入滇之道，即从镇远，经黄平、贵定至贵阳，再西经安顺、关岭、盘县入云南。另外一条是从四川合江沿赤水河至今大方瓢儿井，也是当时的一条大道。
交通的改善和邑聚的兴起，是夜郎商业活动的基础。巴蜀、南越与夜郎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商业往来，这与牂牁江能直通番禺城下有很大关系。近年来从威宁、赫章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半两钱和五铢钱，也是夜郎对外商业交往的一种证据。通用货币的发现，或许可以说明那时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阶层。
军队是支撑夜郎国延续两百余年的保障。《史记》《汉书》等文献都说夜郎有精兵十余万，这在人口并不太多的古代，实在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武装力量。汉武帝伐南越时，就曾“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
一国之君，如果拥有夜郎如此广阔的领地、众多的人口、发达的经济、繁盛的商业和强大的武装，萌生出某种自满与傲慢，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情理中事。滇王尝羌便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才会向汉使者提出“汉孰与我大”这样的问题。一向秉承求安宗旨的夜郎王，是不可能依样画葫芦提出相同问题的。正因为夜郎王的自知之明，才解除了汉武帝对夜郎的防范之心。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王的那枚印似乎把握得不怎么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并请置吏入朝。为安抚这位投降的滇王，汉武帝仍然赐给他王印，回去继续统率他的百姓，但作为一方政权的滇国从此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西汉政府设置的益州郡。
与滇国的情况相比，夜郎受到的待遇要宽厚得多。滇亡之后，夜郎国又延续了80余年才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在相继灭掉南越和滇以后，竟然容忍夜郎作为一个方国继续存在，个中原因不能说与夜郎王的有“自大”本钱而“不自大”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