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从秦朝开始，历朝度量衡就全国统一，并一直沿袭至今。度量衡一词，来源《尚书·舜典》中的“同律度量衡”。简单的说，度计量长短，量计量容积，衡计量轻重。因此要准确的表述，就是度量、量量和衡量，确实不好听。故汉代刘歆将“度量衡”分为“审度”“嘉量”和“衡权”。其中“嘉量”出自《周礼·考工记·桌氏》的“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意思是作为量器的标准器，做好之后，要展示给天下人观瞻，这也是当了皇帝要干的头等大事。那什么量器是标准器呢？

按今天主流说法，齐国的度量衡制度相较其他诸侯国，最为健全，因此齐国“栗氏量”被认为是标准量器，也称齐国公量。这其中有个故事，说投靠齐国的“田陈”家族，私量比齐国的公量要大，为收买人心，田氏便公量收购，私量卖出，相当于小斗买进，大斗卖出，故深得民心。由此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姜氏家族，成为齐国新君，史称春秋战国分水岭之“田陈代齐”。但考古发掘中，栗氏量至今尚未现身。好在篡汉成功的王莽当政首年（公元9年），便参照栗氏量设计制造了一件量器，称为新莽铜嘉量。此器“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外的形状是圆柱容器，其内则正好能够容下一个边长一尺的立方体。后人通过对该器的测量、考证和研究，得到汉代一升约合今天200毫升的重要数据。

新莽铜嘉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贵州也曾经出土两件汉代量器，但与圆柱形的新莽铜嘉量形制略有不同，个头稍矮。1975年，兴义万屯8号墓出土一件量器，铜质，圆形，平底。通高9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12厘米。一侧铸有环耳做柄，环耳使用辫索纹加固于器身。上腹部用十余道凹弦纹装饰，下腹部用三道凸弦纹装饰。1987年，兴仁交乐6号墓也出土一件铜量。此器形制与万屯8号墓出土的简直是孪生兄弟，通高9.5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11.8厘米。尺寸悬殊毫厘之间，器身和环耳的装饰手法如出一辙。同为东汉时期的两墓，出土的两件器物尽管样式看上去像一个带把的饭钵，别具一格，但两器几乎一模一样。这点来看，这种环耳铜量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云贵川地区风靡的标准器。

东汉铜量 兴义万屯8号墓出土

东汉铜量 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

通过实测，两器容量约为2000余毫升。按照汉代标准量器考证一升约合今天200毫升计算，铜量的容量即为十升。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当时的粮食换算主要是合、升、斗、斛，采用十进制，即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也就是一石（dàn）。因此，这种铜量器也经常被称为铜斗。并且相对来说，属于量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我们将两器与1970年12月成都西郊罗家碾出土的西汉时期铜量器进行比对，该器为直腹圆柱形，平底，环耳。高7.7厘米，略矮。径19厘米，几乎与贵州的两器口径一致，容量为2154毫升，大致也相当。通过比对，东汉铜量相对西汉铜量，下腹部有明显向内收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另一件出土铜量器身上得到更加肯定的答案。

西汉铜量 成都西郊罗家碾出土

1981年5月，湖北荆州唐家山出土一件铜量器，圆形，直腹，下部微内收，平底。该器高10.5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13.5厘米。环耳为柄。腹部装饰凹弦纹16周，容量测试为2547毫升。该器形制同贵州出土的几乎完全一样。最为重要的是，该器时代非常明确，器内底铸有铭文“和平二年堂狼造”。和平二年为东汉桓帝刘志的年号，即公元151年（当年正月刘志即改年号为元嘉），属东汉中晚期。堂狼即今天云南省昭通一带，因矿藏丰富，历史上以青铜冶炼著称，铸造的青铜器精工坚固，称“朱提（音shū shí）造”“堂狼造”或“朱提堂狼造”。我们曾经说过，带有“朱提堂狼”确切铭文的铜器，黔西南州曾经出土三件，为两件铜洗和一件铜釜，这也是贵州目前为止发现的全部三件，两地历史渊源毋庸置疑。那通过比对湖北荆州唐家山出土的这件铜量器，我们有很大的理由猜测，贵州黔西南出土的这两件铜量器，也极有可能系汉代西南著名的青铜品牌——“朱提堂狼造”。

“和平二年堂狼造”铜量  湖北荆州唐家山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