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在“动静”专栏里读到贵州师范学院孙秀华教授的文章，题为《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是实写，是用典》，勾起我也想跟着说说荔枝这个话头。

东坡先生的诗名气太大，带火了广东的荔枝。最近几年，还有本脑洞大开的历史小说，就是马伯庸所著《长安的荔枝》，借“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加以合理想象，虚构了唐人不远千里进贡荔枝的辛劳。

荔枝是个极其娇贵的水果，在没有冷链运输、没有高铁飞机的时代，从南到北，跨越大半个中国送到长安，如何保鲜，是个巨大的难题。

《长安的荔枝》里有详细的描写，具体到使用的运输方法，比如装在坛子里用蜡密封，隔水隔冰保鲜，拿竹笋的皮一层层包裹，连着枝丫和荔枝一起截断放在土里保持活性等等，也的确都是古人所记录过的土办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但是即便如此，辛辛苦苦跑断腿，最后送进长安城，能吃的荔枝也就只剩下两坛子，还不怎么新鲜了。

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想象。

其实荔枝产地不止广东一处，杨贵妃吃到的荔枝，到底从何而来，有好几种说法。正史如《新唐书》里的记载，其实颇为含混，只说是“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出发地点，并不明确。

比较常见也流传更广的，是岭南说。李肇《唐国史补》载：“杨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杜甫的《病橘》诗也说：“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这样看来，尽管杨贵妃是小时候在四川吃到过荔枝，但进贡给她的是品质更佳的“南海所生”。

尽管如此，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宋代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能逗得妃子一笑的荔枝，是泸戎所出产，也就是产于四川境内。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比起岭南来，距离只有一半多一点，新鲜荔枝运输的难度，肯定要低得多。

存世的文献里，宋人蔡襄所著的《荔枝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荔枝专著。蔡襄是福建人，一开篇就说，荔枝这玩意，只有闽粤、南粤和巴蜀出产。但他却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从涪州，也就是今天的涪陵一带进献。只不过，虽然说是新鲜进贡，一点不敢耽搁，等送到京城，大部分腐烂坏掉，能勉强入口的那些，色香味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也持此说：“涪州（今四川涪陵县）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递传，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苏东坡，其实也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的《荔枝叹》就说，“天宝岁贡取之涪”。支持的是荔枝从四川而来的观点。

还有一个说法，是来自荔枝的另外一个重要产区福建，宋人刘斧在《青琐高议》那本书里写到，是高力士献上福建的绿荔枝，给贵妃享用。不过，这段故事主要是写安禄山如何调戏杨贵妃，恐怕更近于小说家言，里面的细节未必可信。

杂七杂八扯了这么多，我倒是想提醒一句，贵州也产荔枝，引种种植虽然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品质也颇为不错。挂果期略晚于岭南一带，品种也较少，但有机会的话，真能到树下亲手采摘，直接吃新鲜的，想必是个快活的体验，至于吃不吃得了三百颗，不用尝试就知道，大概率是诗人的夸张手法。

但不管怎样，今人还是比古人幸福，贵妃花费那么大代价所得的享受，对我们而言，几乎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