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的金陵大学》一文让我们了解了余未人老师的父亲在金陵大学的求学经历，今天继续走进另一所特殊时期的特殊大学——西南联大，节选自余未人《我的百年家族记忆》中的另一篇文章《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去看看又有怎样让人难忘的故事。
我想追溯自己祖辈的命运，想越过教科书中从小为我们划定的圈子，透过祖辈们每一个个体亲历的生活，那些时光隧道中的几个个体标本，零零散散的碎片，还有大时代中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去探寻对家国历史更真实、生动的诠释。
——余未人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我母亲江雪随同父母和弟弟江晟一同逃难迁徙，经香港、越南，于一九三八年到达昆明。
之前，江雪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外文系学英文，已经上到二年级。到昆明后，在继续上学的问题上，江铁与女儿有一次谈话，意思是，据他的了解，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来昆明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是一所学术实力最雄厚的大学，能在这所大学攻读，也不会弱于自己当年留学日本所上的东京帝国大学了。你能够在逃难途中上这样的大学，是一种不幸中之万幸。但你是要继续读英文，还是另选一个专业，由你自己决定。
以江雪内向的性格来看，她对外国的了解似乎多于中国。这种情形，在和平时期，在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不太觉得异常，甚至还不无几分时尚。然而，在战乱中到了昆明这样的边城，她就显得与眼下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了。她想，国难当头，即使学好了英文，了解一些英国文学作品，又能怎样？如果不懂得社会，以后如果离开了父母，在边地的日子都不知怎么过下去……
当时社会学是一个被人有多种误读的学科。有人说，它大约是学“社会交际”的，有人说，它是调查“社会主义”的，还有人说，它训练学生做社会工作的……
江雪当时犹豫彷徨，不知该作何选择。这时，正好联系上了一位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父亲的留日老同学。老同学说，西南联大有社会学专业，是清华的班底，能数出好几位知名的教授：陈达、潘光旦、吴文藻、李景汉、陈序经……他又说，女孩子学社会学要下乡做社会调查，要能吃苦；江家二小姐看似柔弱，学社会学也许不是太方便。听他这么说，江雪对社会学愈发有了神秘感。她嘴上不说话，但心里已经悄悄拿定了主意，决定申请转社会学系。
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利用昆明边疆的条件，做了一系列过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调查。然而，社会学在中国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专业，因为它和官方、和政治脱离不了干系。尤其是在一九四O年，国民政府成立了“社会部”，并接受一群联大社会学教授的建议，建立一套检查制度，在呈贡还成立了由社会学系系主任陈达主持的国情普查研究所。这个所的工作得到政府内政部和社会部的配合与资助。一九四九年以后，社会学系被斥为“反动资产阶级的学术堡垒”，乃至于整个专业被撤销。这是后话。
因为江雪之前已经在金陵大学上了两年外文系，西南联大承认其学历，转学就不再考试。而西南联大学生普遍是到三年级オ选定专业。一九三八年十ー月，她就进了西南联大社会历史系社会学专业。当时这个班级的同学只有十几位，而与她最熟悉的是一位活跃的女生唐盛琳。班上功课最好的是一位原先在清华上外语系的男生刘绪贻。
昆明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难民涌入，难民给这座边城带来了繁荣和大城市的文化生活；其海量的消费也让这座边城捉襟见肘，物价像野马天天狂窜。西南联大师生与昆明的老百姓一样生活艰难。西南联大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起，教师薪资降为七成。一九四O年一月起，薪资改按十足发给不再扣其三成，但这时物价暴涨了二十多倍。陈寅恪教授曾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薪尚忧贫。”
西南联大的新校舍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他曾经想施展才能，设计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但限于财力物力，他反复修改方案，从高楼至矮楼，从矮楼到平房、茅草房五易其稿。最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含泪设计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简易校舍。校舍中只有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顶。所有的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屋顶。只要一下雨，铁皮屋顶就会铿锵“奏乐”，老师如若不放大嗓门“喊课”，学生就只能看老师的口型来“猜哑谜”。
条件就是如此简陋，校方就是如此贫困，而西南联大却办成了中国最好的大学。衡量办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大学的独立精神以及思想的自由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及其教育部一直企图将全国的大学纳入宣传灌输、思想控制的轨道，设置必修课，教材中国化、标准化。西南联大则不愿服从而一再与教育部讨价还价。社会学系更是走在抵制行动的前头。著名的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就是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力倡导者，曾与国民党CC系的重要成员潘公展辩论了好几个回合。潘光旦的观点是：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在教育部与西南联大双方的“拉锯”中，西南联大最终仍然是没有统一教材。同一门课，不同的教授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讲法；文科学生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而让学生旁征博引、深入论述、自圆其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产生一批学术大家，是与其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分不开的，在民国专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非常不易的。
进入西南联大后，一些同学的独立求学精神让江雪为之一震。与江雪同年级的同学，哲学系出了股海光那样力主政治自由、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她的同班同学中，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后来着力研究美国历史，学术成就斐然。在学术上江雪没法望其项背。
江雪获西南联大学士学位照（1940年）
江雪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她也许就是学生中最普通的那一类“芸芸众生”。她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比较肤浅。但是，从她后来对同事、家人、子女的态度和要求来看，确实是完全“自由”的作派。她对大事、小事，自己身外的事乃至自己的事，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她从来不会着急上火，一生一世没有发过脾气，她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脾气。似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也是母亲留给我的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她的这种尊重他人自由、自己与世无争的处事态度难能可贵。特别是当我也进入古稀之年后，更能感觉到它是人生的一大“宝”，事业上的成就与之相比，就显得短暂而并非人生之终极追求。
给江雪留下了最深记忆的是陈达教授。陈教授上《人口问题》课。他讲课严谨，条理特别清晰，不苟言笑。陈教授的英文绝佳，语感也把握得那样丝丝入扣。这也是从金陵大学外文系转来的江雪所特别佩服的。陈教授的一些要求与江雪的性格爱好很对路，所以，她对陈教授特别尊崇。陈教授说：“你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这句话，江雪记得很清楚。就她的性格而言，她最好是不说话；尤其在不熟悉的人跟前，她总是一言不发。
陈教授讲述的人口问题，让江雪有茅塞顿开之感。尤其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粮食呈算术级数增长的名言，让她虽然没有从事过社会学的专业工作，却一直奉为至理名言。她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江铁的家一度住在昆明郊区呈贡，与当年迁到呈贡西南联大国情普查研究所担任所长的陈达教授毗邻。江雪常常看到他与师母躬耕于菜地，亲自侍弄白菜ト西红柿地瓜。她心中更对陈教授充满敬意。但她只是悄悄地远观，不敢与教授打招呼，生怕被教授发现。
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是常事。陈达教授对此有详细记录：
昆明北门外联大新校舍一八甲教室内，学生络绎来到。准备上人口问题课，时为晨十时三十五分，忽闻空袭警报！有人提议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余欣然从之。向北行，偏西，过苏家塘及黄土坡，见小山充满树林，前面海源寺在望，此地离北门约六里。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里坐下，各人拿出笔记本，余找得一泥坟坐下，讲C.gini氏及Pearl与A.M. Carrsau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阳光颇大，无风。在旷野树林下讲学，大家认为难得的机会。其他疏散人等路过此地，亦站片刻听讲。有些人是好奇，有些男女乡人，更不知其所以然。小贩吆喝声，叫卖糖果与点心，稍稍扰乱思路。不然，可以调剂屋内上课的机械生活与沉闷。
而关于陈达教授，刘绪贻在《箫声剑影》的口述自传书（广西师大出版社，二O一O年五月）中有一段很生动的讲述：
陈先生之为人和他的教学方法，与他的为学有些相似。他平时不苟言笑，衣履整洁朴素，讲究严谨踏实，不够灵活，缺乏亲和力。他上课时正襟危坐，按照事前准备的提纲，字斟句酌地讲，显得枯燥而无风趣。对他的这种教学法，同学们在课外有些闲言碎语。不知他是否有所耳闻，在上学期最后一课时，他郑重地问同学们对他讲课有何意见。由于陈先生名气大，日常态度严肃，大家平时虽有意见，但这时却噤若寒蝉。沉静了一会儿，我禁不住说：“陈先生这种讲课法，我曾琢磨过。我们每星期上课三次，共六小时；从宿舍到教室往返一次一小时，三次共三小时；上课加往返，一星期总共要花九小时。一学期如以十八个星期计算，共为一百六十二小时。如果陈先生将讲课内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们只要几小时或1天便可仔细阅读完毕，剩下的时间可以读别的书，不更好吗？”陈先生听了后，从他的脸色变化来看，是很生气的。但他克制着自己，没大发脾气，只是说：“照你这种说法，那么办大学便没什么必要了。”我说：“的确，这是我一再思考的问题。我曾问过潘先生、吴先生，他们也未给我满意的答复。”他说：“恐怕比潘先生、吴先生再高明的人也答复不了你这个问题。”后来我想，陈先生是可以说出办大学的作用的，只是当时在气头上，一时语促，所以没有正面作答。
下课以后，我失悔言词过激，伤了陈先生感情。同学们则为我捏一把汗，担心我今后学习中会遇到困难。我虽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深有素养的大学者，即使一时生气，但决不会长期放在心里。不过，我心里也不能说毫无芥蒂。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先生毕竟是一个胸襟旷达的大学者。他先是给我的课程论文打了九十五分，学年考试成绩也列全班之冠。由他指导的我的学士论文，也得了九十五分。而且毕业后，他还留我在他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当我因故要去重庆工作时，他又给我写介绍信，将我推荐给经济部属的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
陈先生这样爱才惜才、不以个人好恶评价学生的品格，确实难能可贵，让刘绪贻和社会学系的学生受到震撼。
费孝通先生任职于云南大学。一九三九年上学期，费先生到西南联大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江雪选修了这门课程。费先生年轻气盛。他的讲课风格与陈先生迥异，他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教材，开阔的视角、科学的理论、深邃的思想一泻而下犹如滔滔江河水。他讲课总是伴随着旁征博引，表述上则是中英文夹杂。当年，江雪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会把教师的英文水平看得很重。江雪对他的讲课风格和英文水平都十分敬佩，而且，费先生的讲课对她而言，可谓入脑入心。乃至十多年后，江雪育有子女四人，便觉有悖于自己当年所学：不论是陈达教授讲述的“人口问题”，还是费孝通先生讲述的《生育制度》，自己都没能遵循。反复思量之后，她自己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成为贵阳这个闭塞的山城最早在节育方面“吃螃蟹的人”，于一九五O年做了当年让人瞠目结舌的节育手术——记得当年母亲在生下四子达人之后，就留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月。我在门外偷听了大人的谈话，便以为这手术是要让下一个再生的老五夭亡，忍不住哭着跑进去反对。被奶奶斥责，说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怎么能这样没规矩、不知羞！偷听就不该，还多管这种闲事！奶奶本身对节育一事就很不支持，此时更是把怒火向我倾泻。我满心委屈不敢吱声，但始终没能弄明白这个我认为一点也不“闲”的大事，只有把它憋在心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悟到，那手术是让老五不会出生而不是马上死去。但还是疑惑老五怎么能一直藏在妈妈的肚里长不大也不出来。
费先生的考试方法独具一格。他在《生育制度》课结业考试时，试题有两道。他说同学们可以两道题都做，也可以只做一道。可以按照我讲课内容来答，也可以想怎么答就怎么答。问题是多解的。只要你说得有道理，能够自圆其说就行。出了题，他就走出教室了。这种考试方法很灵活，让学生心里很放松，但费先生要求的核心，是学生的创造性。要想得到高分，比死记硬背更难。
西南联大年轻助教有二百一十一人，是一支生力军。而这些助教中，不少是正在本校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正副教授一百八十六人，年龄结构上也以中青年为主。各系主任才三四十岁。当时五个学院的院长中，以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最年轻，四十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最年长，也才四十八岁。这种年龄结构，使得校园里不论在学术上还是课外文体活动，都朝气勃勃充满活力。
江雪就读的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年初，因为昆明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尚未被日寇封锁，通货膨胀还不像后来那样严重，法币还有信誉，所以，生活还不像后来那样窘迫。当年的学生在大食堂用餐是六元。最穷的学生只能吃两餐，大饼蘸辣椒酱。而最阔绰的就十分挥霍了。因江雪从小体质较弱，父母疼爱有加，就让她吃“包饭”，每月花费八元左右。在学生中，这是上等生活了。
只要有条件，内地大城市有的课外活动这里都有。内地校园里不可能有的活动，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也想方设法地做。比如跑马，这在内地，是一项“贵族运动”；但在联大，却既时兴又普及。江雪家住的呈贡县，很多农民都养马，当地民众都会骑马，马匹是当地人谋生的工具。养马人一般是几个人组成马帮，赶着二三十匹马，奔波于昆明、富民、滇西，运日用百货去，又贩土产回昆明。老百姓称他们为“马哥头”。这些马哥头的打扮独特，颇有几分美国“西部牛仔”的情调：头戴黑漆布凉帽，上身穿白羊皮背心，脚下的鞋是厚牛皮底，鞋面还绣花。他们擅长吹口哨、唱山歌。马哥头们这身奇异的装扮和作派，让江雪这样的学生特别好奇。学生们也就跟着昆明的马哥头学骑马。
江雪骑马照（1940年）
当年余树基为江雪拍下了几张骑马的照片，在二十多年后的“文革”中，让她吃尽了苦头，造反派们没法理解，“旧社会的一个‘大学生’、‘大小姐’居然会骑马！”而在一些人的想象中，骑马又必然与打枪、特务等等相连……“这表明了江雪的特殊身份！”
江雪的空闲时间迷恋电影，爱看南屏大戏院放映的英文原版片。美国好莱坞的片子在昆明也常常播放而观众并不多。她差不多是每片必看。《翠堤春晓》讲述音乐家约翰·施特劳斯的故事，她看了三遍，并特别喜欢其主题乐曲《蓝色多瑙河》。这是在上海、南京的上层社会生活给她烙下的印记，也是经济条件差一些的同学做不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片大批涌入，国产片屈居第二位了。
当年西南联大师生中左派的抗日活动、政治活动都十分活跃。一九三八年底，由中共地下党员，联络周围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群社”，它的前身是一九三六年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出墙报、开辩论会、座谈会，组织各种学习小组，组织郊游、下乡宣传。这些活动丰富多彩，政治色彩不浓，常能吸引数百人参加。而右派学生的活动也相当活跃，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一九三八年刚一成立，就发展了三百多名团员。
江雪是一个自幼与政治不搭界的、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女性；对于政治活动，她只是一名看客。对校方迫于压力不得不开设的“三民主义”课，她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拒绝去听。有时，江雪得知群社有活动，心里也想去看看，但她似乎把回家、把看电影看得比活动更重要，就很少主动参加了；至多偶尔应同学之邀，去听一两次学术讲座，比如名师讲鲁迅作品等。而时事报告会等，她从未光顾过。这对于一个学社会学的学生，应当说是一件憾事，但这也是江雪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内向的性格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