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因为编纂《贵阳百科全书》工作需要，经常要到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去。出版社的老师说，我们有个已去世的老领导是你们贵州人，叫刘雪苇。我们说，已经列入《贵阳百科全书》“当代人物”分编的条目了。不过，我们在当时多半知道的是他参加地下党活动的事迹，并不十分了解刘雪苇与鲁迅研究的关系。
刘雪苇
刘雪苇（1912-1998），原名刘茂隆，曾用名孙雪苇、韦辛、魏有生等。贵州朗岱（ 今六枝 ）人。幼年家贫，在县城读完小学后，靠亲友资助到省城读了一年中学。1931 年，到上海开明书店当学徒。1932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0 月转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上海周家桥区区委组织部长、书记，共青团中央支部巡视员，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工部负责人。同年创作报告体小说《小工通讯》，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左联第二届执委。和鲁迅有过直接接触，从此成为崇奉鲁迅，以鲁迅的文学事业为自己人生志业的追随者。
1934年，受组织委派回贵州开展党的工作。在家乡发起成立“贵州文艺研究会郎岱分会”。1935 年2月，增补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7 月，因组织遭到破坏，与林青等在贵阳被捕。8 月越狱脱险。省工委决定，刘雪苇暂时在贵阳隐蔽，待筹足路费后转移去上海。刘雪苇在贵阳石岭街尼姑庵中隐蔽时，举办“党员军事训练班”。
郎岱文艺研究会旧址
1936年，刘雪苇在上海发表拥护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论战文章近10篇。
1937 年9月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贵州省地下党的工作情况，随即留下，先后任《解放》周刊出版科科长、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和特别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参编《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边区文艺副刊》等报刊。《毛泽东年谱》载，1938年，刘雪苇向毛主席转送胡风赠阅的《七月》半月刊第一期，毛主席在复信中说：“如有新的，请续寄我。”据刘雪苇自己说：“丁玲在1937年10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前方，我成了 《七月》 在陕北的‘代理人’。”
1940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张闻天让刘雪苇选编，以解放社名义出版《鲁迅论文选集》。《选集》送张闻天定稿时，刘雪苇提出需要写个说明作为序，并建议张闻天亲自执笔。张闻天欣然同意，刘雪苇站在张闻天的身边，看到他提笔疾书，一气呵成《关于编辑〈鲁迅论文选集〉的几点说明》。文中特别提到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赞扬 “这位已故的革命家” 深刻的了解鲁迅 。刘雪苇还写了推介文章《关于一部伟大著作的出版 》，文中隐约提到自己身受鲁迅思想哺育的事实 。 1941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刘雪苇又接受张闻天交办的任务，选编了《鲁迅小说选集》,使得延安的读者有幸更多地读到鲁迅的作品。同年，受边区文协邀先后讲过《鲁迅的精神和思想》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研究者说：“刘雪苇这个名字也和边区鲁迅作品的传播紧密捆绑在一起。”
解放社名义出版的《鲁迅论文选集》
《鲁迅小说选集》（缺封面）
刘雪苇同时撰写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与论著。毛主席读了刘雪苇所拟《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给作者写信说，“赞成你写这本书”。1942年，毛主席指定凯丰约刘雪苇给《解放日报》第四版写稿。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讲话”全文，据刘雪苇说用的就是他的记录稿。在第一天的座谈会上，萧军和胡乔木发生了争执，胡乔木说：“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事后，刘雪苇写信告诉胡乔木：鲁迅当年跟党是有关系的。
他拟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后来改写为《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一章中，刘雪苇重点论述新文学历史中的鲁迅及其言论。他认为，在1942年《讲话》之前，从提倡文学“为人生”，到“革命文学”论争，鲁迅的思想“均超出于当时的一般领导思想之上”。1951年，《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列入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中的教员参考书目。
1946 年任山东省文协副会长、党总支书记，华东大学教务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副局长。1950年代初刘雪苇负责筹组华东文联，曾建议胡风为主席，巴金为副主席候选人。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有人在批判冯雪峰时说：“当时围绕在胡风周围的是些什么人呢?不仅有刘雪苇、彭柏山、萧军，而且还有孟十还、黎烈文等等。”“解放以后我在上海，经常碰到一条抗拒执行党的文化政策的线，这就是雪峰、胡风、刘雪苇、彭柏山……这一条线。”由刘雪苇兼任社长、王元化为副社长、总编辑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胡风及其同人的作品，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被认为是“典型的‘挖心战’的‘著作’”。尽管在1952年，中宣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后，刘雪苇就尽力与胡风，王元化切割，仍然在劫难逃，作品查封，身陷囹圄，并被管制下放到河北省涿鹿县文化馆工作。有人回忆刘雪苇在涿鹿时说：“他穿一身蓝制服，戴一顶蓝帽子，一副眼镜，挺胖，从不与人交往，只是每天往报栏换报纸，落实政策后回北京了。听别人说老刘真了不起，是贵州省党的创始人，在延安时常和毛主席在一起，还有书信来往。”
1980年，刘雪苇平反后被安排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顾问（副部级）。1982年离休。无独有偶，王元化平反后也是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
刘雪苇在从事繁重的行政工作同时，主动加入了鲁迅研究的行列。他在《鲁迅散论》的《新版后记》中说：“对于我的研究，从来自愧做得很少。那时，主要原因是做‘万金油’去了。现在不幸年已‘古稀’，‘补课’势不可及。只愿于喘息之余还能再添上半砖片瓦，就于心已足。”
钱理群先生在《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中谈到，鲁迅研究中一直存在两个不同路向，一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将鲁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另一则是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
虽然在鲁迅研究者的名单中，刘雪苇的名字并不引人注目。他从1937年到1941年，“不断用过功”写成的《鲁迅的精神和思想》原稿，不幸于1943年“抢救运动”中遗失。他的《鲁迅散论》全书共8万多字，应该是算不上特别厚重的研究成果。但是，刘雪苇的的确确是“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
《鲁迅散论》于1948年在大连初版，内含五篇论文及一份《鲁迅先生年谱》；1951年再版时增加了一篇论文和一篇“代序”；1952年改版时又有增删。1984年，《鲁迅散论》再出新版，共计七篇论文、一篇“代序”和一份鲁迅年谱。
其中《导师的丧失》写于1936年10月24日，即鲁迅逝世后第五天。在这篇文章中，刘雪苇悲恸地呼喊：“正是这样万劫临来、痛苦奋斗的今天，我们最伟大的思想导师——鲁迅先生竟逝世了！这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拿四个月前M•高尔基逝世所给予苏联人民的悲痛相比拟的！”他在文末的诗中写道：“安息吧！呵，导师，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
1940年，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刘雪苇写了《鲁迅先生思想概观》一文，当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这么一个生在落后省分的内地青年，冲出了封建军阀的封锁，跑到中原来追求‘国民革命’了，但这时却已经是一九三〇年。当他到得武汉，他才明白了一切，‘国民革命’已经变成吃人者的假招牌，这里一切比他刚由憎恶而逃开的小军阀天地也差不了多少”，“他为理想而来，但理想残酷的破灭了；他是生长于封闭得那样铁似的封建割据里，因而新的那怕是一线的希望的曙光在他一点也看不到。前途漫漫，金钱无有，社会生活的经验更缺乏，他想自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鲁迅在《一点比喻》一文中有关拒绝顺从、反抗奴役的一段话，于是，“他由此还是迎面流到了上海，挺着他的身子去‘颇’（贵州方言，意为拼命）了。后来他自然并没有力绝而死；他迅速的得到了新思想的救援，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勇猛的一员了”。刘雪苇在文中说：“凡是由鲁迅先生那里哺育出来的（真正吃了他的奶的），都大抵带着一致的特色：‘平凡’些，结实些，坚韧些。——这正是与中国革命的长期与曲折性相一致的‘人’的风格。”其实，谁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刘雪苇的自述。
194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祭日，刘雪苇的《论〈野草〉》脱稿，副标题为“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文中写道：“大凡一个人，当他自己看来是处于孤立无援，‘六面碰壁底’境地的时候，时代对于他底考验的严酷，是再无以加之的了。因为不啻是处在一个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决死战斗里，自身底任何一个微小的弱点，均可以被伺隙的敌人夸大地暴露出来。这时来检阅这支队伍——这个人底品质，那是再精确分明也没有了。然而，这种人类精神底特殊险恶的遭遇战，往往是不易为外人所得而深知的。”
我觉得，这是刘雪苇曾遭遇过死亡考验而引发的共鸣。 1935年7月，因叛徒出卖，林青、刘雪苇不幸被捕。面对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两人坚贞不屈。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判处林青、刘雪苇死刑。这时，有一次逃狱的机会，但只能是一个人。林青以自己被打成重伤不能完全恢复为由，以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命令刘雪苇越狱。与组织失联的中共党员董亮清是监狱看守，在他的帮助下，刘雪苇越狱成功。而国民党特务对林青下了毒手。
刘雪苇脱险后，曾致信鲁迅先生，希望将他写的林青祭文在《作家》上发表。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无疑是在对鲁迅的《野草》研究中，《野草》所展现的鲁迅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由此而升华的生命哲学，激起了刘雪苇的胸中波澜。
林青烈士
1948年10月19日和1949年10月19日，都是鲁迅先生的祭日，刘雪苇分两天写了《代序：纪念鲁迅的话》，发表在胡风夫人梅志与路翎等人创办的《起点》创刊号上。他在文中写道：“鲁迅的思想象个大海，凭各人的力量和容量，能吸收多少而得到多少；那好处是无限的，那力量也是无穷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有多少领会的本领，有多少能够吸收得进去的质量。”“鲁迅诚然是伟大的，但谁都可以学习，因为只要学到他任何一点，都是好的，都有益处。”他认为鲁迅是“彻底的自我牺牲，精密的是非之辨，最坚韧的战斗操守，最圣洁的人格的典型”。
194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日，刘雪苇应梅志之约到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凭吊鲁迅先生。
1951年10月18日，即鲁迅先生祭日的前一日，刘雪苇写下《一切为了人民》，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他说，鲁迅先生是最关心和爱护年青一代的。他把鲁迅的工作作风归结为：老老实实、认真负责的作风；革命战斗主义的作风。希望青年人吸取鲁迅的宝贵品质。
1952年9月5日写毕的《关于〈故事新编〉》，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七十一周年”。他考证说，《补天》《理水》《采薇》《铸剑》《出关》等篇杂采了《风俗通》《山海经》《淮南子》《列子》《楚辞》《郊祀志》《汉武故事》《史记》《庄子》《尚书》《左传》《吴越春秋》《周易》《古史考》《帝王世纪》《孟子》《魏晋百家小说》《列异传》《吴越春秋》《酉阳杂俎》《老子》《抱朴子》《诸子学略说》等古籍的记载，也有摘取现代事实作为古传说而写入的。
《改版后记》写于1952年“鲁迅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
《新版后记》写于1982年9月25日，“先生诞辰之一百又一年”。
仅仅从刘雪苇关于鲁迅文章写作的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刘雪苇对鲁迅先生的极为真挚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怀念。
鲁迅先生对刘雪苇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的、学术的影响，更是一种对于生活道路，乃至于生命观的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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