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在上期张祥光先生所著的《诸葛亮与贵州》中，我们感受到了诸葛亮的政治风范，了解了他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在贵州各族人民中产生的深刻影响。今天，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一起来了解贵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个民族在汉晋间的族系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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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时期贵州主要民族之族系及其分布
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经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全省有汉、苗、布依、侗、彝、水、仡佬、壮、瑶、回、满、白、土家等四十九个民族成分，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统计，全省人口为二千八百余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七百余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六。从历史渊源说，我省各民族主要与古代的华夏、百濮、百越、羌、回回等若干古代民族关系密切。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为开发贵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贵州是古代人类发祥地之一，许多民族的祖先，几十万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贵州的远古文明。到汉晋时期，贵州高原有众多的民族或部落在这里发展，他们与今贵州境内的仡佬、苗、布依、侗、水等各族有着族源的历史关系。但是古代学者无现在民族的观点，记述中原华夏以外的各族往往使用蛮、夷、戎、狄等泛称，而少确指。汉晋间的史籍，如《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书，对当时开发贵州的各族就有多种称谓：蛮、夷、僰、越、濮、僚等，有的还贯以它词，如夷僚、鸠僚……然而这些称谓与今天的民族称谓不是一回事。下面就贵州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几个民族，在汉晋间的族系及分布作一论述。
二
秦汉时期贵州地属西南夷之境界，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汉时之西南夷，为南夷与西夷之总称，夜郎在蜀之南，称南夷。但是司马迁并未细分出西南夷之族系，当然更无具体指出夜郎人的族系，而以“夷”这一泛称来指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
当时在贵州高原生息、繁衍着百濮、百蛮、百越等诸族群，以及从中原等地迁徙的华夏族，这些古代民族与今天贵州部分民族有着历史的族源关系。
濮、僚与仡佬族。不少学者已指出濮即僚。濮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尚书・牧誓》记周武王与殷纣王进行牧野大战前，指出参加协同周对殷作战的军队有濮人。战国以后，僚即在夜郎一带发展。《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有竹王者，兴于濮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オ武，遂雄夷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西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华志》作夷濮，《后汉书》作夷僚，可证僚即濮）。可见夜郎统治地区的居民大部分为僚（濮）。
三国两晋文献，多次记载了僚族在贵州一带的活动。陈寿《益部耆旧传》叙：“（诸葛亮）平南中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会（张）嶷领诸营往讨”。张华《博物志》记：“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所谓荆州极西南界，无疑包有今贵州一部。《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四年（二八三年）六月，牂牁僚二千余落内属”。《水经注》漾水下云：“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又宋郭允蹈《蜀鉴》卷四引梁人李膺《益州记》说：“（李）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这些记载，说明了僚在魏晋时期活跃于贵州境内的情况，而且由于统治者的压迫，迫使部分牂牁僚人向巴蜀迁徙。
僚即今贵州仡佬族的先民，随唐至明，有关史料较为细致地记载了这民族称谓的发展变化。唐时称“葛僚”；北宋时称“仡僚”“俚僚”；南宋朱辅《溪蛮丛笑》：“仡佬妻年十五六，敲去右边一齿。”这是仡佬一词出现之始。到了明代，名称更具体，《嘉靖图经》及田汝成的《行边纪闻》都指出：“仡佬，古称僚。”
考之近代仡佬习俗佐证古书，不难发现仡佬族人还保留古代僚人的一些习俗。《博物志・异俗篇》说：“僚子……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华饰。”古代僚人成年以后打掉二颗上牙齿的风俗，在《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寰宇记》都有记载。民国时期所编《贵州通志・土民志》说：“打牙仡佬……将嫁，必先折其二齿，恐妨害夫家，即所谓‘凿齿之民’也”。古代僚人妇女有“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曰‘通裙’”的习俗，据《洞溪纤志・小方壶斋引》：“仡佬其种一……布围下体谓之桶褐”。古代僚人有丧葬于悬岩或河上的记载，此俗仡佬族也有，据《洞溪纤志・小方壶斋引》：“仡佬……死则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或疏大河”。嘉靖《贵州图经》载：“贵州前卫花仡佬，死则葬于山洞”。《思南府志》卷七载：“府南四十里许有亲家殿者，古仡佬奉先处也，在大崖穴中。”所以无疑，仡佬与古代活动在牂牁的僚人有族源关系。
“蛮”与苗族：古代史籍将南方各族泛称为“蛮”。南方的楚族就是“蛮”的一部分。《史记・楚世家》说：“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而楚族活动的区域即是古三苗活动的地区。《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之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尚书・牧誓》谓“髦”人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战争。昌思勉氏以为蛮、髦“乃以双声之字为重言，”苗即蛮、髳 、髦之音转，因此吕氏认为苗族与殷周时的“髳 ”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史记・吴起传》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三苗失败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在洞庭鄱阳地区。到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苗族先民向西迁至武陵山区，新辟苗区。史书对这部分苗人称“武陵蛮”。在“武陵蛮”区内有条江叫沅江，沅江流域有五条较大的支流，《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但是“五溪蛮”不全是指苗族，包括有僚、仡、伶和苗等族，苗族只是其一。此时“武陵蛮”中的一部分达今贵州黔东一带。关于苗族西迁的情况，在民间流传着大量古歌，其中贵州黔东南地区有首《跋山涉水》的歌词说：“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
东汉至刘宋时，“武陵蛮”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多次起义反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受到统治阶级的镇压。如光武帝时，派马援率四万军队征五溪；西晋末年和东晋初年，荆州刺史陶侃先后两次（三一五年和三二九年）出兵征五溪；刘宋元嘉二年（四二五年）“五溪蛮”起义，刘宋王朝派将军沈庆之镇压。封建王朝军队的镇压迫使“五溪蛮”一部又向西迁，他们一个部落或几个部落为一支，继续迁入贵州各地。当时古代苗族向贵州的迁徙，正如苗族古歌所说：“一支住方先，一支住方尼，一支住老雄，一支住希陇，一支住春整”。所以《郎岱县访稿》卷二载：“苗人……即古之三苗，自涿鹿战后，渐次向南群居，以滇黔最多”。唐宋以后，“苗”的民族称谓，从“蛮”中脱离，《溪蛮丛笑》载：“五溪之蛮……今有五：曰苗、曰徭、曰僚、曰仡伶、曰仡佬。”
骆越与布依、侗、水各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昔盖夷越之地”。说明先秦时期，西南一带的民族以夷越最多。“越”系指“百越”有闽越、瓯越、骆越……，布依族来源于“骆越”的一支。“骆越”的名称的由来，其一说：“交趾未立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骆民”。（《水经注》卷三十七）雒田与“骆田”通，“骆越”之意，就是“垦食雒田之越人”。
秦朝统一后，派兵踰五岭，南攻百越，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其象郡就包有今贵州一部分。秦踰五岭征百越战争以后，引起了百越地区的巨大变化，秦把大量的中原汉族移民到江南、华南，而不少百越部落则向西南迁徙，这就必然有一部分进入贵州，与原来就在贵州南部生息繁行的百越等族一起，开发贵州。
秦末农民起义时，赵佗盘据三郡，自称南越王，南越欲向夜郎发展。《史记・西南夷传》“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进一步证明夜郎割据政权统治地区，有百越系统的部落，所以“南越”想与之联系。《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邕州宣化县之北，欢水在县北，本牂牁江，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左骆越地也”。骆越水即牂牁江，包括南、北盘江及红水河流域，南北盘江流经贵州南部，古代把牂牁江又称骆越水，说明与骆越人活动区域有关，因此得名，而这一带恰好是今天布依族主要聚居地。布依族中自称“布依”，布在布依里是“人”“族”或“民族”的意思。越或依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汉以后，“骆越”等名称逐渐在汉文献中消失，史书中常以僚、蕃、番等称呼布依族。
布依族人和古越人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披发文身，以象蠡虫。”这是越人文身的记载。古越人文身的习俗史不绝书。“粤地……今之苍悟、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俗文身断发，以避蚊龙之害”。（《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布依族文身的习俗，虽然文献上还未找到记载，但实际上一直在民间流行，今贵州黔西南望谟、罗甸二县交界地区布依族妇女还流行文身习俗。布依族人信“鸡ト”；采用“干栏”式的建筑，“喜楼居”；妇人长褐细摺，这些都是古越人的文化特征。
侗族亦属古骆越一支。《晃州厅志》说：“厅治东接龙标，西驰骆越”。晃州之西，即今贵州玉屏、岑巩、镇远一带，属今侗族的聚居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南、云贵数千里。溪洞山箐之中，有曰佬、曰伶、曰僚、曰瑶、曰僮之类，几十数种……在古种类实多，有百越之名”。伶或仡伶，即今侗族。仡伶之名始见于宋代。《老学庵笔记》卷四说：“沅、靖等州有仡伶”。《龙胜厅志・风俗》说:“伶与侗同”。伶是侗族称谓。
侗族有许多古越人的遗俗，“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汉书・贾捐之传》）。《三江少数民族概况》说：“侗族女子，热天喜冷水浴，每至黄昏，在工作之余，结队到溪边卸衣裙入溪浴，欢声沟谷，上下游泳，虽有男子，不相侵犯”。越人“巢居”之俗，在侗族地区至今仍然保存。
水族亦主要是骆越一支发展而来。水族有自己的文字称为水书，主要作占ト之用，日常生活中并不通行。根据水族民间歌谣的叙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邕江流域一带，东汉时期迁入贵州南一带。从解放前水族人民中的宗教活动和某些习俗方面着，可窥见有关族源迁徙的情况，如水族鬼师在祭“谷魂”的咒语中，提到祖公随河上来时，说是从海边带来了谷种；在盛大节日及祭祀、宴客中，鱼是不可缺少的食品，这说明水族的祖先居住在海溪或湖沼地带的情况。
水族至今还保留不少古越人的遗俗，水族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信仰“鸡卜”的巫术，盛行于栏式的石板墓，这些都是古越人习俗特征的反映。
汉晋时期汉族向贵州的迁徙。华夏族（汉族）不是贵州的“土著”，是由外地迁来的。大约从春秋末年，汉族人民的祖先就不断向贵州地区迁移。楚顷襄王时，楚国向其西部发展势力，遣将军庄蹻领兵沂沅水西征，败且兰、降夜郎，西达滇，当时秦、楚夺黔中，秦军很快塞通道，楚将庄蹻率领的士兵入滇不能再返回内地，虽大部流入云南，其中也有些在贵州留下来，里面无疑有华夏人，与各民族融合。始皇帝二十七八年间，遣常頞由蜀郡略通五尺道，在大夜郎选择据点置县，其中一些县设今贵州境，此次修五尺道和派官员治理边地，必然又带来一批华夏人。秦始皇三十三年，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接着又把中原几十万人迁徙到这些地区去“戍五岭、与越杂处”。由于象郡辖有今贵州南部地，所徙之华夏移民必有一部分散居在贵州境内。汉武帝自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起，采纳唐蒙建议开通南夷，设夜郎、且兰两县；又把乌江北岸地划属犍为郡管辖，汉政府由此派官员，又有一批汉人迁入。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在今贵州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一一牂牁郡。为了巩固“西南夷”的统治，西汉王朝除从内地派官吏进行统治外，又“募豪民田南夷”。（《史记・平淮书》）一些汉族移民便不断迁来贵州屯垦和定居，同时政府又把一些“三辅罪人”“奔民”“谪民”遣送到“西南夷”进行屯垦，这样在今贵州清镇、平坝、安顺一带，便出现了许多汉族移民的据点。
东汉时期，今贵州出现了一批“大姓”的汉族，《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牂牁郡“有大姓龙、傅、尹、董氏”。这批大姓就是移民来贵州发展起来的汉族大家。
蜀汉建兴三年（二二五年）诸葛亮用兵南中，是魏晋时期汉族与贵州土著居民又一次大的接触。诸葛亮率兵三路平定南中后虽“不留兵”但他派人教民纺织，成都著名的织锦技术，就是此时传入南中地区的。
东晋元帝时（三一七至三二三年）建宁郡大姓孟オ被派往牂牁郡充当太守，“为郡民王清、范郎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可见，王、范二氏是当时牂牁郡内拥有地方实力的汉族“大姓”，故能将派去的太守“逐出”。
西晋末年，李氏在成都建立成国政权，李寿率兵入南中时，“惟牂牁郡谢恕不为寿所用，遂保郡独为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谢氏也是牂牁郡内拥有地方实力的汉族“大姓”。
汉晋时期，汉族人民不断迁来贵州，与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发贵州，为古代贵州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
汉晋时期，今贵州上述部分民族的分布情况，大致是：以濮僚族源发展而来的仡佬族遍于今贵州大部地区；以“武陵蛮”“五溪蜜”一部而来的苗族，主要分布于黔东、黔东南，以后又向西发展；以骆越发展而来的布依族分布于黔南、黔西南；侗族主要聚居于黔东南；水族大多聚居于黔南；从中原和邻省区迁入的华夏族（汉族）先居于黔西北、黔北、黔南等地，以后移居于黔中。
当然，各族之间不完全是如此之整齐划分。由于各族之融合、迁徙，各族犬牙错处。
从历史回顾看，各民族的发展，都有着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一是仡佬族的变化较大，仡佬族的先民僚（濮），在汉晋时代是贵州的主要土著居民，遍于牂牁、夜郎（即今贵州省大部）可以说是此时期贵州境内的主体民族，以后由于民族的融合、迁徙（如向四川的迁徙）等原因，其数量逐渐减少，聚居区逐渐缩小。现今仡佬族仅散居在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区，人口仅五万余人，根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仅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八，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九，其比例是非常低的。二是苗族的分布范围最广。汉晋时期苗族主要聚居黔东、黔东南。以后又向西发展，逐步遍于全省各地。现在全省九个地州、市，都有苗族的分布，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地区和安顺地区都是苗族主要的居住地区。台江、雷山、丹寨、凯里、黄平、从江、剑河等县又是苗族聚居的县份。根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资料，苗族在贵州省达二百五十余万，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九点零四，在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中列第一位，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八。三是汉族人口的发展最快。古代贵州人口中，汉族占的比重很小，少数民族所占的比重很大。清初，贵州巡抚阎兴邦上疏说：“自三十一年（康熙三十一年即一六九一年）编审人丁，部驳察明加增，但黔地褊小，苗种十居六七，向不褊征”（《贵州通志・前事志》）。可见，到康熙朝，贵州境内的汉族人口所占的比重也不过十分之三左右，现在汉族人口，由汉晋的少数，变成了多数。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达二千一百余万，占全省人口比重的百分之七十四。遵义、铜仁、贵阳等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族人口。
（原载《贵州师大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