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兴义刘氏在贵州的崛起，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咸同时期通过镇压民族起义的军事崛起，代表人物刘燕山；第二阶段是光绪之后依靠兴办教育的文化崛起，代表人物是刘燕山三子刘官礼；第三阶段是民国初期依靠军事手段夺取贵州政权的政治崛起，代表人物是刘官礼长子刘显世。对今天而言，影响最深，传播最远，当属以刘官礼为代表的文化崛起。
刘官礼像
清光绪三十四戊申年，即1908年，林绍年赠送刘官礼（字统之）一块烫金寿匾，匾长3.1米，高1.3米，上书“元老壮猷”四个楷体大字。上款：“授荣禄大夫统之尊兄观察大人七豒大庆”，下款：“前署抚黔使者愚弟林绍年顿首拜题；前署抚黔使者愚弟曹鸿勋顿首拜书；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孟月谷旦立。”所谓“谷旦”，就是良辰吉日，既然是寿匾，“谷旦”自然就是生辰那天。刘官礼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农历七月十九日，“孟月”一般指春夏秋冬四季的首月，农历七月正是秋季第一个月，光绪三十四年的农历七月十九日，如果按照今天的公历，即这块匾的日期是1908年8月15日。“豒（zhì）”就是“秩”，古代一秩为十年，七秩自然就是70岁。不过即便按照旧式算法，在娘胎里面也算一岁，刘官礼满打满算，当时也只有68岁。“元老壮猷”出自《诗经·小雅·采芑（qǐ）》的“方叔元老，克壮其犹”，大致意思就是林绍年称赞刘官礼是贵州具有雄才谋略的资深元老。“顿首”是古代地位相当者之间使用的拜礼，用在此处，既表示恭敬，也比较符合二人身份对等的位阶。
林绍年赠刘官礼寿匾 拍摄：胡云江
林绍年是福州人，生于1846年，比刘官礼小5岁。同治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朝廷从事文书。让其名声陡然鹊起，是担任“最高检检察官”的监察御史期间，秉公直言，斥责慈禧动用各地以海军军费名义收刮的献银，修建颐和园。这当然招致不满，遂被降维打击，革职整饬。在指陈时弊方面，林绍年堪称“清流”先锋张之洞小弟，因此颇受张之洞器重。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便邀请林绍年赴广东。林绍年被逐离京城后，便按此前约定，赴肇庆端溪书院担任山长。1890年，林绍年到达广东时，张之洞已经前往武汉，履新湖广总督，但据端溪中学李文亮老师《传奇林绍年：从端溪书院山长到军机大臣》一文，张之洞还是留有后手，安排同族侄曾孙、时任肇庆知府的张曾敭（yáng）给予林绍年办学大力支持。巧合的是，林绍年担任端溪书院山长约两年的时间段，正好也是刘官礼创建的兴义笔山书院建成运行之时。
林绍年像 图片来源：闽侯县纪委监委
正是这段端溪书院山长之经历，让林绍年此后在云贵两省长期为官期间，大兴地方教育之风。1893年起，林绍年先后历任云南昭通知府、云南府知府、贵州布政使、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等职。1905年初（旧历一九零四癸卯年十一月），林绍年从云南调任贵州巡抚。是年，光绪皇帝正式诏准张之洞《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在清廷废除几千年科举制度背景下，林绍年效仿张之洞，积极公派和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接受新式教育，前后一年左右时间，就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开创了清代贵州学生出国留学的盛世。此后在民国时期逐步显露出来的贵州一些名流政要，如兴义王伯群、贵阳周昌寿、安龙张鸿藻等，都受其惠泽。同时，林绍年在全省范围内对旧式书院全面改革，倡办新学堂。如笔山书院转型为兴义县立高等小学堂，校内增办师范传习所等，均是刘官礼遵从林绍年的教育方略。次年，就在林绍年离任赴广西之际，兴义高小十三学子跨过盘江，到省城贵阳投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一考成名，囊括前十三名，“隆甲全省”，名震贵州教育界。
也许基于兴义笔山书院在贵州教育界的成功崛起，或是基于张之洞与兴义府的少年情结。总之，1908年林绍年在河南巡抚任内，千里迢迢赠送了刘官礼这块寿匾。林绍年在款识中，尊称刘官礼为观察大人，观察即道台。刘官礼咸同时期曾因镇压白旗军之军功，被清廷加封为云南滇西候补道，此乃边疆地区的四品实职，故基本吻合。但款识中“荣禄大夫”，属一品大员，最次也是从一品，所以只能算林绍年恭维刘官礼的荣誉称号。这块匾额的书写者为贵州巡抚曹鸿勋。曹鸿勋是山东潍坊人，与林绍年同岁，履历也非常相似。光绪二年（1876）中丙子科状元，先在翰林院作编修，后到湖南主管教育。到云贵后，历任云南永昌知府、云南府知府、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等职，1904年5月，接替李经羲短暂就任贵州巡抚，因为时间比较短，许多史料将其混淆或漏统。当然，从这块匾的书法艺术看，曹巡抚无疑还是一位书法家，甚至在故宫、颐和园至今都留有墨迹石刻。
曹鸿勋遗像
通过上文叙述，这块寿匾无疑与刘官礼办教育有关。但是，通过梳理几人履历可以发现，刘、林、曹三人同时在云贵时，还遭遇过一共同事件。十九世纪末期，原中法战争后被就地遣散的清军官兵，由于退伍待遇不公，便在广西境内招兵买马，形成游勇，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史称“广西会党军”。会党军时而集聚，时而流窜，多次在云贵边界地区袭扰抢掠，作为当时头号威胁，清廷为之头疼不已，兴义县城甚至在1902年秋被会党军攻陷。三人为保境安宁，均协同组织参与过堵击游勇作乱。兔死狗烹，局势稍安后，为防止兴义刘氏一门作为地方兵团尾大不掉，1904年6月，刘氏被新任贵州巡抚曹鸿勋裁撤掉靖边副营。1905年8月，又被时任贵州巡抚林绍年裁撤掉靖边正营。因此，笔者认为，这块匾额其实是两位前贵州巡抚对刘氏的慰藉和安抚，是三人共同抗击过广西游勇的见证，而非此前一直认为的与刘氏办教育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