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晚清到20世纪50年代的贵州人，学贯中西，其交游之广，学养之深厚，社会角色之转换，在当时的贵州恐怕很少有人能出其右。不过现在却鲜为人知。
此人即陈筑山先生（1884—1958），又名光焘，字维藩、为藩、维凡。清光绪十年（1884）出生在贵州贵阳，其父曾任一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华会试落第返回贵阳，陈筑山、文宗潞、黄韵谷、熊述之受业于姚华。
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筑山考中秀才。因向往新学，陈筑山于18岁时只身外出求学，曾于光绪三十年（1904）和宣统元年（1909），两次回贵阳探亲。
据《张彭年自传》载，宣统元年（1909），张彭年应其兄张协陆函召，赴日留学，经安顺人罗黔山介绍，与陈筑山一道加入同盟会。据此可推测陈筑山亦于1909年赴日留学。1912年正月二十七日陈筑山与张彭年一起回到贵阳。
陈筑山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跻身上层社会
1912年1月30日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联合组成统一党，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为理事。4月，郭重光、陈廷棻、吴绪华、吴作棻、顾定基、陈光焘、刘显世、华之鸿、任可澄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统一党贵州支部。
据官立农林学堂教员刘勋所撰《贵州农林学堂略历》，唐继尧回滇任云南都督的第二年，即1913年，贵州官立农林学堂改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陈筑山（维藩）任校长。“陈校长在职不久，就去北京当代表”。所说即指1913年4月，（贵州）陈筑山与吴作棻、黄元操、张光炜、刘光旭、徐承锦、周学源、姚华、李耀忠、张金鉴 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员。
同年5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
1914年，曾署贵州巡抚的林绍年辞世，贵州在京参、众两院议员陈光焘、姚华、黄元操、牟琳、夏同龢、刘显治、陈国祥等联名书联：“遗爱在西南，富水贵山思节钺； 大㷕垂竹帛，房谋杜断惜丝纶”。
因袁世凯停开国会。由进步党资助陈筑山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因而结识1913年到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
1915年，李大钊等组织的反袁团体中华学会与林伯渠等人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合并为以 “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的神州学会，其主要成员中有贵州陈维藩（筑山）、艾华（贵阳人。曾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北京育成小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参与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4月，广东都督龙济光的部将枪杀护国军代表汤觉顿。陈光焘等挽云：“艰难局在，谈笑戎兴，哀此哲人，竟为天下以身殉；侠骨已寒，家书未断，伤哉慈母，尚从梦里迟儿归”。
在 5 月 24 日的《白坚武日记》中，记有：“研究会开二次会，陈光焘、刘相无列席”。可见陈筑山与李大钊、白坚武等人一起参加了汤化龙、梁启超、孙洪伊主办的宪法研究会的活动。研究者认为刘相无即贵州刘明敏，字介尘，1915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
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旧国会恢复。在1916年重新恢复的制宪会议上，由于袁世凯作为强势总统的威胁已经解除，陈光焘与章士钊、李庆芳等议员主张取消总统解散权的限制。他们认为，总统解散权不应有任何限制，否则将形同虚设。在此后表决中，由于分歧过大，直到1917年国会被再度解散。
1916年8月，陈筑山积极参与李大钊任总编的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晨钟报》事务，并在李大钊离职后接任总编。
李大钊（左5）与《晨钟报》编辑部同仁（图片来自网络）
1917年，张勋复辟。陈筑山在《晨钟报》以“醉翁”名撰文《忏悔》说，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分为五派，“奴隶派”为前清遗老，主张君主政体；“捣乱派”为误解共和的浅浮少年，借口民权，摧毁宪政之基础；“附庸派”即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时而支持共和，时而转向君主专制政体；“昏庸派”，不分黑白、感情用事，在野则党同伐异，在朝则信任小人，疏远贤良；“策术派”小有才略，热衷于玩弄权术。张勋复辟即这五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国法只是惩办首犯，而“从犯”不忏悔，洗心革面，“将见大好河山任人瓜分豆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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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之暇，陈筑山还参与时任司法部次长的余绍宋发起成立的宣南画社雅集。《余绍宋日记》1917年八月十二日记：“画社到者胡子贤、杨劲苏、陈维藩三人。”八月二十六日记：“汤师来开画社，到者林宰平、胡子贤、杨景苏、刘崧生、孙彦深、梁卣铭、陈维藩。下午梁平甫、陈璈笙、胡锡安各携画来求鉴赏。”林宰平，名志钧，福建闽侯人，时为司法部司长；胡子贤，司法部参事；杨景苏，又名劲苏、劲素，字志询，无锡人，杨绛先生的叔祖父；刘崇佑，字崧生、松生，福州人，众议院议员；梁卣铭即梁宓，广东南海人，时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之后，陈筑山受进步党资助再赴日本学习哲学。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筑山将日本学者茂木久平所著的《西洋之社会运动者》翻译后，寄给《晨钟报》改名的《晨报》。1919年回国，参加梁启超、熊希龄、张謇等发起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协会对拒签巴黎和约起了积极作用，对五四运动的发生产生积极影响。
这年 9 月，“梁启超系”的干将张东荪以新学会名义创办《解放与改造》，一度十分激进，在五四时期风行一时。陈筑山以“筑山醉翁”名在 9 月 15 日第 1 卷第 1、2 合期撰文《旧社会》，认为旧社会之基础“一个是强权，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其“建设的基础不人道”“上面的建筑物不正义”，故“旧社会中无生路”。同时，他认为 “旧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伦理……一切组织偶然也有一点好的，但是他根本上基础上坏了”，所以“解放”便需要从根本上基础上开始解放，“是总改造不是特改造”。
1920年陈筑山作为《晨钟》特派员赴美，入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姚华作画赠行：“装甫竞，维凡已先之沪渎，临别云：‘将小留东京，乞付邮筒。’而京城戒严，九门键不得发，因复题尾：‘塞耳风声了不知，神京无事闭关时。闲来饱饭犹捧画，胜似逢场又着棋。吾道乘桴真有意，他乡别泪竟何辞。人生到处渔樵侣，笔下江山任转移’。”陈师曾亦赋诗《陈维凡将之美国姚重光作画赠行》“蚕丛故纸养闲身，关锁倪黄一段春。看到林泉清绝处，不知有汉况知秦。”“文思未尽画能抽，堪羡吾宗挟此游。别有胸中邱壑在，任人啼笑说神州。”
1921年陈筑山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西南小镇欧柏林考察教育，从所撰写的考察报告来看，此时他开始重视公民教育并作了一定的研究。顺便说一句，孔祥熙、蒋廷黻、梅贻宝、黄 自等曾经就读于欧柏林学院。由欧柏林学院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布道团在山西影响极深。
应该说，到陈筑山在美国游学为止，他是以社会活动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1923年陈筑山回国，被聘为吴淞中国公学学长、中学部训育主任、代理校长。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新颁的取缔学生规则，认为侮辱中国，议决全体归国。为容纳这些抗议回国的学生，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起创办中国公学。1915年，北京国民大学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称中国公学大学部。学校迁入北京。1919年中学部恢复。1921年张东荪任校长，次年张东荪先生辞职，由陈筑山代理校长。1923年，黄齐生从法国回到上海，陈筑山延聘他在中国公学任教。1924年夏，董事会推张东荪先生任商科学长，陈筑山先生专办高中。秋季，江浙开战，浙军占用吴淞校舍，高中遂停办。在此期间，陈筑山撰著《哲学之故乡》，认为希腊哲学是西洋哲学最初最大的源泉，故以游记的形式带领读者开始希腊哲学之旅，使读者从中领悟哲学的智慧与奥妙。
中国公学（图片来自网络）
1924年陈筑山赴北京，任私立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校长。1925年由贵州省长官推荐，陈筑山与周恭寿担任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宪法草案研究并提出议案。
1925年5月30日反帝爱国“五卅运动”爆发。6月29日《晨报副刊》在北京创刊，因随《晨报》附送，故称。在《晨报副刊：沪案特刊》中，陈筑山的《沪案给我国民的大觉悟》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呼吁血性青年莫悲愤、莫着急，一定要先唤起国民的觉悟，下定最后的决心。
8月，陈筑山创办《人权》月刊并任主编。创刊号“本刊启事”中说：“内外生活有一个共通一贯的根核——人权，而为人生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超乎人权以上的生活是神的生活；降乎人权以下的生活是兽的生活，我们都不取，因为我们是人。所以独取人权，为我们一切生活的基本。”并发表五篇署名均为“筑山”的论文，即《人权的宇宙观》《为沪案与全国青年书》《英国对我侵略史的一瞥》《德国新宪法上主权的性质与活用的研究》《苏俄宪法上主权的性质与活用之研究》。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界定人权概念、主张自由权本位的第一代人权学者，那么陈筑山则是丰富人权理论、倡导生存权本位的第二代学者。
从任教中国公学到执掌国立北京法政大学，陈筑山是一个具有教育救国志向和能力的职业教育家。也就在此时，陈筑山遇到人生中重大的转向。无可讳言，陈筑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不过，与李大钊走向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不同，陈筑山最终走上实践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改良道路。
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图片来自网络）
